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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元夫妇及卫国也到八都乡下去看望过陈三。陈三和来自苏州的一个＂插青＂同居一茅屋，一日三餐均自己操持。
亨元等人吃着陈三烹饪的红烧鲤鱼和新鲜蔬菜，对小兄弟的手艺赞不绝口。
陈三说：这都是逼出来的，刚来的时候，柴火点不着，满屋子都是烟，饭烧糊了将就着吃。
最难熬的是夜里，＂苏插青＂放假回苏州去了，他一个人在孤零零的茅屋中听着田野里的蛙鸣和门外的犬吠，阴森恐怖之状难以言表。
陈三的茅屋偏倚一条大江，河水碧绿清澈，使周围的空气也清新异常。如果有好的物质条件，这里的生活环境倒是不差的。
陈三与＂苏插青＂已经混熟，曾问及他怎么会一个人从苏州插队到这里来？小苏州噙着眼泪轻声告之：
＂不瞒你说，我哥哥参加武斗被别人打死了，家里为保存我这根唯一的苗，要我远离是非之地，所以插到这里来的。＂
那时正在清理造反派组织，对武斗持否定态度。武斗中被打死的学生，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反而引起耻笑，有时候还株连家属。
吃过年夜饭、过了新年，阿判带领亨元夫妇和陈三、卫国等人出游，目的地是南浔。这个浙江省的名镇离开震泽仅七、八公里路程，轮船约半个小时可到。
上午八、九点钟在西栅头等候东边开来的小火轮，上了船，卫国邀陈三盘坐在船头上。对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小青年来说，乘小火轮行驶在小河浜里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
亨元和计萍虽然结了婚，却从来没有合过影，因而在南浔拍结婚照是计划中的事。
他梳一个小分头，稀疏的软发勉强盖住头皮。身穿当时流行的中式棉袄，颈上围着一条咖啡色围巾，配之中等近视眼镜，一付文弱书生派头。
她齐耳短发，几根前留海，一张微微张开的嘴巴、略带丝丝笑容，身穿碎花图案的袄，颈上围着个尼龙纱围，一只角有点翘出来。
照好相，阿判领着众人上饭馆。在楼上雅座坐定，大儿子怕老头子挥霍，悄悄给他打招呼＂不要太多菜，经济实惠即可。＂
其实，阿判钱袋不丰，过春节又化费了不少，故而也摆不出阔气，就要了晕素搭配的三菜一汤。阿判和陈三吃得很少，计萍和卫国又很客气，亨元见剩下很多，浪费可惜，就吃碗底。
那盆炒鱼的卤汁粘在盆子上，瓢勺刮不尽，亨元一时性起，忘记了新官人的身份，欲端起盆子用舌头舔，被阿判断喝一声才住了手。计萍也红着脸责怪亨元的吃相太难看。
过了寒假不久，亨元继续着他的内查外调工作。这时镇上又开进了以上海钢铁厂为主体的工宣队，并且很快进驻了枫林中学。
一山不容二虎，贫宣队要撤走了，把全部清队材料交给亨元保管。工宣队派出一个姓陈的戴眼镜的青年工人和他一起搞调查。这一次要调查叶明的地主出身还是地主成份问题。
从春天一直持续到夏天，原造反总部的人仍然盯住叶明不放。他在山河保卫局秘书时期的一段历史虽然组织上已经给过处分，现在却有人上纲上线到阶级异已分子的的高度。
而叶明交代，这段历史有某某某等可以证实纯属经济问题。他举的证人都是解放初期山河保卫局同事，其中有一个在苏州专区机关工作。亨元和小陈决定前往苏州调查。
苏州专员公署没有找到被调查人，接待者说那人在五七干校，地址是吴县农场。两人赶到农场，被调查人听说是叶明的问题，和盘托出他在山河县保卫局犯错误的经过。
叶明作为一名解放夕参加地下党的大学生，在上级领导眼中是被当作宝贝一样看待的，所以山河一解放，组织上就分配他到要害部门。
那时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前额，身穿黄军装，腰挎小手枪，担任局长秘书，经常乘一辆小吉普到上海出差，好不英俊潇洒。
可是，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他没有珍惜自己光辉灿烂的前途，财迷心窍，竟将保卫局收来的黄金占为已有并售与他人从中弁利。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
应该说领导对他还是宽容的，督促他主动交代问题，他还自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而矢口否认，直到证据摆在他面前，再也不容抵赖时，才双膝跪在地上哀求宽大处理。
亨元听到这里想起叶明批评杜行困难时期偷用电炉在办公室煮胡罗卜吃，被“拉兹”揭发后叶明找他谈也矢口否认，直到从他办公桌抽屉里找出“罪证”才不得不低头认错。
这大概是以已这心推他人之腹所特有的效果吧？
叶明的错误被揭发后受到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调离保卫局。当时山河县属苏州专区，这位落魄的大学生就调到专区文教局任一般干部。
但他毕竟是有才干的，过了几年又站稳了脚跟，在一所师范学校当了一段代理校长，结织了该校数学女教师，书香门第出身的陶崇，建立了美满家庭，逐渐摒弃了过去的恶习。
从叶明的同事那里，调查者极为形象地看到一个人的沉浮过程。浪子回头金不换，叶明过去的那段不光彩历史倒是笔不小的精神财富。
亨元等人的调查材料没有给想整死他的人提供炮弹。调查任务结束，亨元向小陈提议去吴江弯一弯，对方很随和：只不过十几公里路程，当天能回浦江，何乐而不为？
第三十六回
盆子坚守总机瓜子满含酸味荣军身残志坚推车童心未泯
亨元隔夜在苏州有名的南货店买了两斤薄壳胡桃，听说这东西孕妇吃了有好处，准备送给快要坐月子的二姐盆子。次日一早乘长途车到吴江，去邮电局一打听，她正在上班。
机房重地，不得入内。就写了张条子托门房将礼物转交。为什么不到湖滨公社去？林茹作为走资派正在批斗，瓜子带了两个小孩到震泽阿判家里避难。
看着时间尚早，亨元进一步提议到震泽去吃中饭，小陈没有意见，于是又乘长途车风驰电擎到了亨元老家。时值盛夏，阿判烧了一些清淡可口的小菜款待儿子和他的同伴。
听说小陈师傅是响当当的上海工总司，肃然起敬。瓜子也来凑热闹，说了一些酸溜溜的的大道理。看到小陈有些疲倦，招呼他到楼上去打个瞌充。
待父子三人在一起时，瓜子神色黯然地诉说林茹目前的处境，她对前途很悲观，担心丈夫会被整死。她说：“如果林区长有什么三长二短，我撒下的两堆烂污（指两个女儿）要老阿爸照顾了。”
她没有讲自己怎么办。自从大学中途退学，瓜子就失去了工作，过着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妇生活。
一向软心肠的阿判，见以前唯我独尊的大女儿现在变得如此驯顺可怜，当即拍胸担保：“有我金根饭吃，不会饿着两个孩子！”
说着，说着，楼梯响了，大家住口。小陈师傅问自己是否睡过了头？还能赶得上回去的车吗？于是亨元只得告别家人，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震泽。
在亨元出差期间，枫林中学成立了校革会，校革会主任由甲等一级残废军人洪得胜担任。
校革会成员有领导干部胡虎，教师皮旦和青年女教师应芬等人。还有若干小将和一位指导学生种田的老农。
洪得胜是在抗美援朝中剪敌人的铁丝网触发子母地雷而负伤的，伤得很惨：腿折手断，脑门上，腹背部都进了弹片，亏得一起参军的同乡把他从火线上救了下来。
复员后在家乡做了很多好事。关于他的事迹，文革前上过报纸、编过戏曲。亨元也曾与他有过交往。
那是在１９６５年的秋天，为了给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家住枫林镇的学生反映，本地有一位残疾军人叫洪得胜，事迹很生动。
亨元开了张介绍信到枫林公社去找他。接待人员告知，他现在是新东大队的仓库保管员。
亨元赶到新东大队仓库，果然看见有一个大块头坐在手摇三轮车内，一付拐杖搁在车档上，亨元知道他就是洪得胜。
自我介绍后，热情邀请他到学校来给初三乙班作报告，他欣然应诺。那天的报告果然很生动。
这位年长亨元十余岁的残疾军人来枫林中学上班后，亨元与他谈起作报告的事，双方顿时拉近了距离。
洪得胜住在枫林镇东梢头，家中有糟糠之妻和两子两女，亨元与他熟识以后，经常到他家里去，还能用半懂不通的苏北话跟他们交谈。
作为掌握枫林中学清队对象档案材料的负责人，又是共产党员，引彼为知己。接触多了，亨元进一步了解他负伤前后的情况：
参军前，他二十多岁是枫林粮库为数众多的苏北工人中的一个。结婚没有几天就响应号召参加了志愿军，开赴朝鲜。
还没与美国兵交火就中了地雷，变成残疾人。当时情况真惨，头部、肩部、腹部、手、脚都有伤，动了大手术。手术完毕，一条腿、一只手都废了，头、背、腹部留下深陷的伤疤。
新婚之妻没有离开他，负起了看护之责，二十多年来，不仅把老公护理得结结实实，还给他添了四个儿女，所以这位共和国的功臣，谈起老伴，感激之情出自内心。
洪妻也是苏北人，农村妇女，虽然没有文化却能说会道，富有正义感。国家每月补贴他家残疾金三十余元，外加护理费二十多元，其总收入相当于亨元的工资。
他们有自留田，家里还饲养些禽畜，生活水平在当时当地是不低的，一家人过得很幸福，充满乐观精神。
在亨元不出差的时候，担负起上下班接送洪得胜的任务，反正，从＂三层楼＂到学校，弯一弯就到东梢头，不算走冤枉路。
洪的三轮车没有驱动装置，必须有人推才能行动。由于在枫林出了名，随便放街上一喊，总有人乐意效劳，推他到目的地。
亨元有时学着某些顽童推车的样子，在下坡时，两只脚踏上车身后尾的横档上，跟着车飞驰一段路程，他开始不觉得，后来感到速度越来越快，有点失控。
回头一看，原来亨元在占便宜，笑骂道：＂你这只“浮尸”，也学起小把戏来了。＂
洪得胜“爱憎”分明，对文革前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尽力保护；对文革中的造反派、投机分子则竭力遏制。
他认为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