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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
“我最初的兴趣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是如何改变和发展的。所以，1987年11月
份左右，我打电话给荷兰德说，我对如何将这些概念应用于经济学有了一个想法。我觉
得你可以在大学办公室里，在一个虚拟的玻璃房里做一个农民经济发展的小小模拟，当
然其实是在计算机上做这个模拟。但必须全都采用小小的作用者，这些小小的作用者应
该未经编程就能通过学习而变得聪明，还必须能够相互发生作用。”
“然后，在这个梦幻般的想象中，有一天早上你走进办公室说：‘嘿，看看这些家
伙！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还在以物易物，现在他们有了联合股份公司。’第二天，你
走进办公室说：‘噢，他们知道要成立中央银行了。’再过几天，所有你的同事都聚拢
来，而你正在观察：‘哇！他们居然有了工会！下一步他们还想做什么？’或他们中有
一半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了。”
阿瑟说：“当时我还无法将这个主意陈述清楚。”但他知道，这种玻璃房经济模拟
会和常规经济模拟截然不同。在常规经济模拟中，计算机只是把一组不同的方程式整合
在一起。而在他的玻璃房经济中，经济作用者不是数学变量，而是作用者，是陷入相互
作用和偶然事件之网的一个个实体。这些实体会犯错误，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它们有自
己的历史，就像人类一样不受数学公式的支配。当然，从实际考虑，它们比真正的人类
要简单得多了。但如果雷诺尔兹真能够用三条简单规则产生非常逼真的聚集成群的行为
的话，则我们起码可以想象，也许充满了设计完善的适应性作用者的计算机能产生非常
逼真的经济行为。
阿瑟说：“我模模糊糊地想到，是否能用荷兰德的分类者系统来制造这些作用者。
我知道怎样来做这件事。约翰（荷兰德）对如何做这件事提不出直接适用的建议来，但
他也很有积极性。”所以俩人同意，当明年桑塔费研究所的经济学项目开始时，这将是
优先考虑的研究课题。
初出茅庐的项目主任
同时，项目的准备工作也够阿瑟忙活一气的。确实，他这才开始体会到他被赋予的
工作的全部意义。
很快，事情的发展使荷兰德无法和他共同主持经济学研究项目。荷兰德把1986到
1987这个学年用来在罗沙拉莫斯做访问学者，早就用完了他的年假。他又回到了密西根
大学，重新卷入了将他的系并入到工程学院的大学政治之中。他的妻子莫丽塔也无法从
科学图书馆系统负责人的工作岗位上脱身出来。所以荷兰德最多只能到桑塔费呆上一个
来月的时间。
这样，组织经济学项目的工作整个儿地落在了阿瑟的肩上。而阿瑟有生以来从来没
有主持过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项目，更别说创建这样的一个项目了。
约翰·里德希望我们做些什么？他问尤金尼亚·辛格。她现在是里德和花旗银行董
事长的联系人。“他说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只要不是用常规方法去做就行。”她在询问
了里德之后回答说。
你们需要我们做些什么？他问肯·阿罗和菲尔·安德森。他们说，他们需要他为经
济学研究创立一个基于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观点之上的全新而严谨的方法。
桑塔费研究所要我们做些什么？他问乔治·考温和桑塔费的其他执政人。“科学委
员会希望你能从根本上为经济学开创全新的方向。”他们告诉他。顺便告诉你，第一年
的预算是五十六万美元，这笔经费中，有一部分是来自花旗银行，有一部分来自麦克阿
瑟基金会，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当然，经济学项目是研究所的
第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项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十分关注项目的进程。
“我摇着头离开了。五十几万美元在学术研究上只够做中等大的项目，而我们面对
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就好像是告诉我说：‘拿上冰斧和绳子，去攀登艾弗勒斯特
山吧。’我惊恐极了，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实际上阿瑟远不是孤军奋战。阿罗和安德森非常乐意给他以道义上的支持，
给他提出各种建议，不断鼓励他。“他们差不多成了这个项目的基石和领袖。”阿瑟说。
确实，他认为这个项目是他们的项目。但他们却非常清楚地表示，阿瑟是主要执行官。
“他们保持不介入，要我来指导研究，让我来使这个项目开展起来。”
他说，他很早就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个是关于研究课题的。他显然对把混沌理论
和非线性动力学应用于经济学的想法不感兴趣。这基本上是阿罗脑子里的想法。根据他
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早就有许多研究小组在从事这一类的研究了，但研究成果却寥寥无
几。阿瑟对把这个项目做成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模拟这个想法也没有兴趣。“这也许是
里德头脑中的想法。而且这好像是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们最喜欢做的事，但这就好像是对
你说：‘你既然是个天文物理学家，为什么不做整个宇宙的模拟？’”他说，这样的宇
宙模型会像真正的宇宙那样令人费解。这就是为什么天文物理学家不会这么做的原因。
确实，他们只针对类星体做一组模型，针对螺旋星系做一组模型，再针对星星的形成做
一组模型，等等。他们用计算机解剖刀来解剖特殊的现象。
而这正是阿瑟希望桑塔费的项目所做的事。他当然不愿意打消实验玻璃房经济的念
头，但他同时希望人们能够在起跑之前先学会怎样走路。特别是，他希望这个项目能解
决经济学上的一些老问题，希望看看从适应性、进化、学习、多平衡、涌现和复杂性等
所有桑塔费主题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老问题时，它们会有什么变化。比如说，为什么股票
市场会出现泡沫和崩盘？或者，为什么会有钱的出现（即，为什么像金子或贝壳数珠这
种特殊的货物会广泛被当作交换的中介物来接受）？
阿瑟说，强调要使这个项目来对付经济学中的老问题后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研究
所科学委员会的有些人指责他发明创造精神不够强。“但我们却认为这是回答常规问题
的好方法、好策略、好步骤。”阿瑟说。“这些是被经济学家所共识的问题。最重要的
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把理论性的假设变成更为现实的假设，就能使你看问题的角度
发生重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能让经济学界看到，我们对经济学确实做出了贡献。”
他说，出于同样的理由，当马瑞·盖尔曼敦促他为这个经济学项目发表一个宣言，
发表一个就像钉在教堂的大门上的那种振聋发聩的宣言时，他拒绝了。“他几次向我推
销这个想法。他希望这份宣言能说：‘一种不同形式的经济学即将诞生’之类的话。但
我考虑后决定不这么做。一个接一个地解决问题，解决那些经济学的老问题，要比那种
做法好得多。我们会使人信服的。”
第二个关键的决定是关于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工作。当然，他需
要思想开放、赞同桑塔费观念的人。十天的经济学研讨会证明，这样的一群人能带来多
么丰盛、多么令人激动的成果。阿瑟说：“我早就认识到，无论是我、还是阿罗、安德
森、或任何人都不能用从上到下的方法为桑塔费的研究搭建框架。这个框架必须是从我
们所做的研究中、从我们探讨问题的方式中、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思想中涌现出来的。”
但从阿瑟自己在争取让他的第一篇关于报酬递增率的论文发表出来的惨败中，他明
白了一个道理：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建立桑塔费经济学项目的可信度是至关重要的。所以
他希望参与该项目的人员中有诸如阿罗、或斯坦福大学的汤姆·萨金待这样声名如日中
天的经济学理论家，他们不仅能够帮助桑塔费确保其尚未界定的思想完全符合现存的学
术规范，而且当他们走出去谈论桑塔费理念时，人们会愿意倾听。
但不幸的是，组织这班人马说说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阿瑟与阿罗、安德森、潘
恩斯和荷兰德商定了候选人名单后，基本上满足了该项目对非经济学研究人员的需要。
菲尔·安德森同意来桑塔费做短期逗留，他的学生，杜克大学的里查德·派尔莫
（Richard Palmer of Duke University）也同意来桑塔费做短期逗留。荷兰德肯定也
会来。还有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的明尼苏达概率理论家大卫·阑恩（DavidLane）。阿
瑟甚至还请来了与他合作发表过论文的苏联概率理论家约里·厄姆利夫和约里·凯尼欧
夫斯基。另外还有考夫曼、法默和所有其他罗沙拉莫斯和桑塔费圈子里的人。但当阿瑟
开始召集经济学家的时候，他很快发觉，他对可信度的关注绝非错误。几乎所有人都听
到过关于桑塔费的传言。阿罗走到哪儿都把桑塔费拴在嘴边。坦桑塔费研究所是哪些人
组成的，都干些什么？许多人都还不太清楚。“当我召集经济学家时，他们总是说：
‘嗯，好，但有些晚了，我已经有其它安排了。’基本上，让没有参加过桑塔费研讨会
的经济学家对桑塔费的研究项目感兴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好消息是，参加过桑塔费经济学研讨会的经济学家们是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毕
竟都是阿罗亲自选定的。而来自这圈人之外的反馈也并非完全令人沮丧。阿罗和萨金特
都同意来呆上几个月。约翰·鲁斯特（John Rust）和威廉姆·布劳克（William Brock）
也同意从威斯康星大学赶来。明尼苏达大学的莱蒙·马里蒙（Ramon Marimon）、密西
根大学的约翰·米勒（John Miller）也都会来。米勒刚刚完成博士论文，他的研究对
荷兰德的分类者系统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