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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根本转变，全球的永久持续性才有可能实现：
1、在人口统计上，过渡到大致稳定的全球人口。
2、在技术上，过渡到人均对环境的最小影响。
3、在经济上，过渡到能够对商品和服务实行真正的成本兑付，包括对环境成本的
计算，这样，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就会基于脱离对大自然的盘剥，而不是基于
对大自然的消耗。
4、在社会组织上，人们要过渡到能够共同承担对大自然的损耗，同时增加世界上
穷人的非破坏性就业机会。
5．在机构上，过渡到建立有利于全球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超国界联盟，并允许
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交融。
6．在信息传递上，我们的科学研究、教育和全球监控要能使大多数人懂得我们现
在面临的挑战的本质。
当然，其诀窍在于从现在的此岸到达未来的彼岸，避开考温的A级全球性灾难。盖
尔曼说，如果我们想要做到这些，那么对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显然就是至关重要的。
对这六大基本转变的认识意味着对相互牵制、相互依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理解。
你不能像过去一样仅仅只从单个问题出发，就希望能对整个系统的行为做出描述。唯一
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相互紧密关联的系统来看，即使目前的计算机模型尚原
始粗糙。
盖尔曼说，更重要的是，要从现在的此岸到达未来的彼岸，就要确保未来的彼岸是
一个值得生存的世界。一个永久持续的人类社会很容易变成控制严酷、毫不宽容、失去
人生自由的奥威尔式的可怖的社会。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有很强的适应性、很强健、对
灾难有灵活的应付能力的社会，一个可以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社会，一个不死板僵
化、能够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的社会。
他说，要达到这个目的显然是一场逆流而上的奋战。在西方，知识分子和管理者们
总是非常理性，他们看到的是会导致不利后果的事情，总是寻找能够防止这些不利后果
发生的技术手段。所以我们才会有避孕措施和军备限制等等。这些手段和方法当然很重
要，但真正的解决方案所要求的要比这多得多。真正的解决方案有赖于我们克制、升华
和转变我们的传统欲望，比如像要超越和战胜我们的对手，特别是他族的对手的欲望。
这些冲动也许曾经是可以调整过来的。但现在确实已经在我们头脑中扎下了根。可我们
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冲动存在了。
盖尔曼说，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受到迷信、神话故事的威胁，
顽固地拒绝认识这个星球的紧迫问题，坚持各种形式的部落制思维方式。所以，要实现
这六大根本性转变，就必须就原则性问题达成某种广泛的共识和对地球未来的理性看法，
当然更要做到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理性地管理我们自己。
但另一方面，“如何宽容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盖尔曼问。这不是政治上是否正
确的事，而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文化是不会被法令所连根拔除的。看看伊朗国王想
全盘西化伊朗而引起的强烈反抗就知道了。这个世界如果不能容忍多元化文化的存在，
就会完全失控。而且，文化的多元性对于一个永久持续的世界，就像基因的多样性对于
生物一样重要。盖尔曼说，我们需要跨文化的大融合。“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发现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对物质的需要超过了对精神的需要。”从长远来说，要解决物质和精
神这个两难的问题，不但需要敏锐的感觉，更需要行为科学研究有新的突破和更深刻的
发展。治愈每个人的精神疾病并非易事，治愈社会痼疾也并非易事。
盖尔曼说，当然，研究这类多面的、相互深刻关联的系统正是桑塔费研究所成立的
目的。但他认为，这个研究所的规模太小了，无法独自承担对全球持续问题的研究，需
要有像世界资源研究所、布鲁金斯研究所和迈克阿瑟基金会的共同参与（实际上迈克阿
瑟基金会已经是该项目的资助机构之一了）。盖尔曼说，应该由这些机构来承担政策方
面的研究，而桑塔费研究所则从事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这样他们就可以起步，将持续
性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了。
到了1990年5月，这个研究课题已经被改称为“全球持续”项目，而且早已不在考
温的控制之下了。考温唯一能做的是把气憋在肚子里，沉默地听凭它发展。毕竟盖尔曼
是研究所科学委员会的主席之一，比考温更有权对任何项目的研究方向发表意见。盖尔
曼能够、也确实做到了让这个项目按他的意愿进展，而考温作为研究所所长，只能负责
出去为这个项目筹措资金。
就好像这些还不够令考温气恼似的，盖尔曼的研究议题更让考温气上加气。其实考
温并不认为这个研究议题有什么不对。考温最初也是认为当今的世界远不能持久，这个
世界急需根本性的改变。惹恼考温的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盖尔曼和他在布鲁金斯、迈克
阿瑟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同伙们过于自信了。尽管盖尔曼的主张与他们实际所做的完全
不同，但只要你实际听听他们所说的，就无法不感到他们认为自己完全知道问题的症结
所在，完全知道解决的办法，他们现在所要做的一切就是采取保护雨林的行动。
有这种感觉的并不是考温一个人。在研究所，有许多人都对全球持续项目抱有很深
的疑虑。这个项目已经变成了某种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了。“如果你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这就不是一个研究项目了。”一位桑塔费研究所的研究员说。“这变成了一个政策实
施项目，这不是桑塔费研究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但实际情况是，考温实在没有精力再来和盖尔曼争执了。让他去主持这个见鬼的全
球持续性项目吧。考温准备退休以后再回到他概念中的全球稳定性研究上来。“我感到
马瑞和我在知识层面上并不存在很深的分歧。我们太相似了。也许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他的社交手段很容易就会让我感到被冒犯了。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对他有这种感觉。但我
没有理由非要忍受这些，所以很容易就会不耐烦。如果我的性格再完美一些，就不会出
现这些问题了。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了，不会和我已经做出让步的人去计较了。”
1990年已接近尾声，盖尔曼仍然是桑塔费研究所所长一职唯一可以考虑的人选。这
时考温凑巧和奈普闲聊了一次。奈普已经回到了罗沙拉莫斯主持介子物理实验室的工作。
奈普是一位身材高大、脾气随和的物理学家，有一头惹人注目的波浪般起伏的银色卷发。
他在和考温的闲聊中谈及罗沙拉莫斯正在提供非常吸引人的提早退休待遇，这样起码可
以部分地缓解冷战后国防经费缩减带来的压力。五十八岁的奈普说，他正在考虑是否要
借机提前退休。
他俩都不记得当时是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说了些什么。但他们很快就触及到了这
个问题：奈普是否有兴趣接受桑塔费研究所所长的位置？
对考温来说，奈普是他中意的人选。奈普参与了桑塔费研究所最初的创建工作。当
时创建这个研究所还是一个在实验室资深研究员中酝酿的想法。奈普总是很乐意尽力帮
助促成这件事，甚至同意担任了两年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的职务。他曾经在华盛顿主持过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后来又主持过美国大学研究协会（Universities
ResearchAssociation）。芝加哥城外的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能源部新的超导超级
对撞机项目都是在这个七十二个成员的大学财团的领导之下的。奈普显然很关心桑塔费
研究所，关心研究所存在的意义。而且，与其他所长候选人不同的是，奈普对研究所该
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没有很强烈的个人倾向。
“乔治，”奈普抗议道：“你必须记住我不是个理论科学家，我是一个行政管理人
员。”
“这太好了。”考温答道。
对奈普接任所长一职的讨论就此开始。奈普同意，如果研究所董事会要他出来担任
所长一职，他会接受。当考温把这话带给董事会时，董事会成员显然都松了一口气。本
来始终有一个悬而未决问题：盖尔曼是否愿意，或是否可能把自己转变成一个行政管理
者，是否愿意把大量耗费在别的兴趣上的时间转移到桑塔费研究所的事务上来，干好这
份工作。到1990年底为止，大家总的看法是，他不会的。那么，既然现在有了一个大家
都能接受的所长人选，事情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就连盖尔曼自己也明白，如果硬要进行
投票表决的话，他必输无疑。
同时，盖尔曼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他想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潘恩斯和其他人花
了大量的时间一再向他解释当一个行政管理者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财政预算、各种会
议和没完没了的人事纷争。潘恩斯一直在劝说他。“马瑞，这不是你想在桑塔费研究所
做的工作。你想做的是当一个教授。”
所以最终大家都保持了君子风度。1990年12月召开了特别董事会议，盖尔曼本人也
投了奈普一票。奈普获得了一致通过，当选为所长。
盖尔曼说：“我感到有些失望。我很想当这个所长。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这类
行政工作表示兴趣。不过我很高兴奈普当选了所长。很高兴我们选择的所长是个很好的
人，很容易共事。”
考温履行了他一年前的诺言，在1991年3月召开的董事会上辞去了桑塔费研究所所
长一职。也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他尽到了自己的良心和义务。国家科学委员会和能源
部续延了对桑塔费研究所的资助。但只是续延了三年，而不是五年，维持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