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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人人都悲哀、苦痛、怨恨、憎恶，却没有人敢站出来反抗、斗争，更罕见有谁能以血肉之躯，“舍此一身和他一拼”。大家都在等待超人出世来解救自己，替自己消灭强权，主张公平。然而，在现实世界里超人是不会有的，不反抗就只能坐以待毙。赖和对这种“殖民地性格”寻根溯源，和鲁迅一样，找到了文化的源头，他认为是“台湾现代疮烂的固有文化，养成了一般人们懦顺的无二德性”。（赖和：《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赖和全集》第3卷第9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他要用新文艺改造传统文化，启发民众的觉悟，“把还在沉迷的民众叫醒起来”。（赖和：《希望我们的剌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赖和全集》第2卷第25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成功大学副教授游胜冠在上面提及的那篇文章中说：
鲁迅在《阿Ｑ正传》批判中国国民性作为一种典范，其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地会在景仰鲁迅的赖和作品中看到。类似的论述就按照这种因果逻辑推论，不管对日据下作为日本国民的赖和来说，所谓“国民”的“国”，绝非中国，而是日本，甚者，也无视日本殖民论述也以台湾人缺乏“国民性”，将台湾人价值贬抑在文明日本的对立面的野蛮位置的这些历史事实。即使是“次等”的，因被殖民统治已经成为日本国民之一的赖和，如果也呼应殖民论述，高唱“国民性”改革的话，那他这种论调绝对会是对日本殖民国家的一种认同，并且是一种殖民化的文化态度。然而，就因为受制于这种不能因应台湾自己的历史条件而有所调整的诠释框架，如《斗闹热》、《蛇先生》等这些原本就是对抗日本以“国民性”为区分殖民与被殖民等级为标准的殖民论述的作品，却在这种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主导下而形成的因果逻辑的误解下，鲁迅的《阿Ｑ正传》反封建，赖和的《斗闹热》、《蛇先生》因为也涉及台湾传统，其主题意识便也只会是反封建的结论就被任意地得出。
我们并不否认，台湾曾被日本人用武力从中国分割出去，被迫接受殖民统治，但游胜冠不要忘了，日本殖民地下的台湾人民，却还是炎黄子孙。鲁迅所批判的“中国国民性”，具体讲是一种国民劣根性，并不是自日本割台之后才形成的，而是几千年封建中国的遗留。而赖和所批判的“殖民地性格”，也并非成了日本殖民地之后，才形成的日本次等阶层性格，而是源于封建中国文化长期积累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因此，鲁迅要改造的“国民性”与赖和要改造的“殖民地性格”，名称不同，内容有异，表现形态也有所差别，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着眼的都是汉民族的劣根性。此劣根性不除，何以驱逐强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游胜冠说：“对日据下作为日本国民的赖和来说，所谓‘国民’的‘国’，绝非中国，而是日本”，“因被殖民统治已经成为日本国民之一的赖和，如果也呼应殖民论述，高唱‘国民性’改革的话，那他这种论调绝对会是对日本殖民国家的一种认同，并且是一种殖民化的文化态度”。且不论日本是否把殖民地台湾人当成日本国民（这恐怕是游胜冠自作多情了），至少，被迫接受殖民统治的赖和从没把自己当成日本国民，他坚持不穿日本服，不用日文写作，就是最好的例证。只要读过赖和作品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对“补大人”（台湾人警察）和“御用绅士”的深恶痛绝。而游胜冠却判断赖和小说《斗闹热》、《蛇先生》等篇，“原本就是对抗日本以‘国民性’为区分殖民与被殖民等级为标准的殖民论述的作品”。说白了，就是这些作品让游胜冠读出了赖和不满于当了日本国民，还要被以“国民性”区分成殖民与被殖民等级，以及“台湾人缺乏殖民者用理性、科学给予正面评价的‘日本国民性’”的涵义；赖和所要争取的不是台湾人从殖民铁蹄下解放自己，而是要当个与日本人平等的日本国民，具有日本国民性。游胜冠的发现的确是前无古人。遗憾的是，我把这几篇作品读了又读，得出的结论却只有一个：游胜冠是把他的愿望强加到赖和头上了。
2。 文化关键——伦理道德的破旧与立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为其主要内容的，鲁迅就紧紧抓住了反对封建伦常的大题目，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取得突出的成绩，奠定了他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的地位。因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政治化了的伦理文化，因此，抓住了伦理道德问题，也就是抓住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化关键”。（朱晓进、唐纪如主编：《鲁迅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90页。）鲁迅认为在旧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妻、长幼之间所谓理想的道德关系是忠、孝、节、悌，没有平等可言，只是依据一定的人伦关系而必须单向遵循的礼教。同时，他提倡建立新型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父子长幼关系。
赖和这方面的论述极少，现仅见一篇《孔子曰》。在这篇用文言写成的文章中，他先模仿守旧者的口吻，以孔子论孝悌的一段话，非难西方“非家庭而家庭，非社会而社会，是非无准，善恶倒置。孝悌灭，人伦绝者，何也？非有四千年之首先以维系之与，而其人亦非四千年前者之子孙乎”，而新学之士效法“夷人”，提倡“人群自由，社会平等，是则可以兄其父，而友其长”，是“弃道德，堕伦常”，然后予以批驳，他说：
而其实乃反是有自谓道德之士，圣人之徒者，口孔孟而心盗贼。况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非所谓道德之士之所同叹与。彼泯泯者岂尽新学之徒耶，盖人心日新社会时变，以四千年前之道德，而欲范围今日之社会，亦见其惑而已。……
语曰：衣食足，而后知廉耻。是真知夫人生之变易，社会之推移者。故时至今日，道德必不能反古。若谓今日之安宁幸福，必有赖夫未绝之道德，是不通之言也。当此人权未振，生活困难之际，自我之生命无可凭恃；一己之生存不能自主，救死方且不暇，遑论夫道德哉。赖和：《孔子曰》，《赖和全集》第3卷第5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鲁迅对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戕害的认识非常深入。他一面斥责畸形的女性道德，揭露其实质；一面主张女性应积极争取经济独立、人格平等意义上的女性解放。赖和也是这样，他的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都有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也有直接表达对妇女问题见解的文章。在一篇未命名的书信体文章赖和：《未命名（○○先生）》，《赖和全集》第2卷第210—213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中，他对什么是新妇女、新妇女的“真价值”、妇女的真正解放，作了剖析。针对“有人说现在台湾的新妇女，是多么幸福啊！衣装是怎么样讲究而且体面，社会上是怎么样欢迎而尊贵啊！家里头是怎么样珍重而奉承啊！使着一般的妇女们，多么羡望而嫉妒啊”的言论，赖和不以为然：“她们只会讲究美丽的衣装，模仿娇娆的姿态，来讨取社会上的称赞，勾引青年们的仰慕。所希望的是富豪的夫婿，所要求的是奢侈的生活——是的，是怎么样可痛的事啊！”他指出这种所谓的新妇女假象，是把妇女解放引入歧途，让广大受苦受难中的姐妹，以为现代式生活的满足就是自己的出路，而“满足在现代生活之下，没有感觉着丝毫的苦痛，虽怎么样提供问题，大呼大喊，的确不能促她们的自觉，使她们奋起”。他认为新妇女应该有明晰的头脑，有十分发达的个性；应该不是在异性面前缄默不语、“畏缩缩不敢放言高论”的懦者，而是“要求正当位置，谋取实在的幸福的女豪”。他还认为，妇女组织应成为“自主的自动的女性集合体的试验场”，让妇女解放的声浪，通过有组织的团体，传播到较广阔的空间。妇女“人格的修养、德智的磨练”，虽然不参加组织也有必要通过个体的努力去做，但“团结的力量，纵不能美化各自的品性，也得减少向坠落去的惰力”。
由上可见，赖和在反对旧的伦理道德观、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方面，与鲁迅是相当一致的。
3。 迷思的去除——宗教文化的批判和解析
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是无法回避对宗教文化的批判的，因为宗教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具有一种广泛性和渗透性的特点，因此常常以特有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地反映出尊奉这种宗教的民族的思想方式和民族心理结构”。（朱晓进、唐纪如主编：《鲁迅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104页。）
鲁迅认为，宗教的产生源于人们认识世界、征服世界的美好愿望，当人们自身能力的发展，尚没有达到能与自然力相抗衡并取得胜利的地步，便用想象把自己的愿望加以外化，并对自然力“施以人化”的想象，这便产生了原始宗教。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与科学之间便产生了矛盾和对立，“同时，一种宗教一旦形成，它们会对文化发生反作用力，即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人心，影响社会，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朱晓进、唐纪如主编：《鲁迅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105页。）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宗教的蒙昧主义特征就显现出来了，成为科学、进步、文明的大敌。所以，鲁迅对宗教在整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深切地希望去除蒙昧，去除迷信，张扬科学：“假如有一日，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都让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