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Ｍコ擅粒コ孕牛叛锟蒲В骸凹偃缬幸蝗眨蜕校朗浚资Γ窍嗉遥缢壬谋ψ既酶丝蒲Ъ遥颐且膊槐卣甑募窦砹恕薄＃逞福骸肚医橥ぴ游摹ぴ嗣罚嗣裎难С霭嫔�1973年版，第105页。）他的文化批判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针对这些拜庙求神、巫风仙术、扶乩画符等迷信行为的。
赖和虽然出身于术士家庭，祖父弄钹（葬礼上的一种仪式），父亲是道士，但他却和鲁迅一样，视宗教为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的障碍，尤其对宗教仪式、迷信行为是坚决反对的。他在一篇未命名的文章中写道，他从外地回到自己的家乡，融入了阔别已久的社会，心中很觉自慰，又因为所从事的职业比较利于详细考察社会一般的状况，心里更加喜欢，“但有一件事使我很失望的就是迷神信鬼，还同二十年前一样，似且再有进步的样子。教堂加设了几座，寺庙新盖了几处，这些都是那有力者们的提唱唱，即倡。”（赖和：《未命名（我这次回来）》，《赖和全集》第2卷第189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他认为是这些“有力者”假借鬼神来欺惘大多数无学识的同胞，因此对“迷信的破除自也关心。暇日和几位同志作种种的宣传，阅时既久略有收效”。（同上。）小说《归家》中也有相似的描写。小说的叙述人“我”毕业回到家乡，发现“这个地方的信仰中心，虔诚的进香客的圣域，那间妈祖庙，被拆得七零八落”，以为是破除迷信的行为，不由得发出赞叹声：“啊！进步了！怎样故乡的人，几时这样勇敢起来？”然而一问之下才知道，不过是要重新改建，他深感失望。《赖和全集》第1卷第25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鲁迅与赖和对待宗教的态度又是十分审慎的，他们都没有停留在简单地提出反宗教的口号的层面上。鲁迅很注意从宗教文化中挖掘真理性因素，例如他关注佛教，研究佛学，从佛教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精神养料，并以佛教思想中有益的东西为武器，批判封建儒家文化；佛教思想的影响，还在某些方面带来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某种深刻性。赖和没有鲁迅那样的时间和条件读佛经，研究佛学，但他却翻译了一本日本人的佛书《第一义谛》。这是他1923年因治警事件被捕入狱，在牢房中百无聊赖，“每向狱吏啰唆，蒙其好意借我此书”，不到两日便读完了，且无其他事可做，就又读了几遍，“已稍觉其中所谓”，于是，向狱吏求来个寸把长的铅笔头，在手纸上尝试翻译。尽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他又声称自己对宗教素无信仰，但在出狱两年之后将译文整理发表，说明他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些无用功，对佛教思想还是相当重视的。况且，他在译者附注中说：“此次重写的，已不是当时——初翻译那样忠实，经有删节和我自己见解的加入”。译文的一开头，有这么几句话：
一说到佛教，世人不假思虑，随即指是一种宗教。是，佛教亦是宗教，不过非单纯地仅是宗教，宗教仅佛教中的一部分而已，虽然佛教亦不是仅为哲学，乃是宗教、哲学、科学之由化学的结合产生的结晶体。以上引文见《赖和全集》第3卷第60—62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段话有没有赖和的见解不得而知，但这恐怕正是赖和将译文整理发表的原因之一。
赖和对宗教仪式的作用也不是全然否定，尽管他不赞成宗教仪式。他在小说《赴会》中对烧金客（香客）表示极大的同情：“这些烧金客，在我的观察是劳动者和种做的人，占绝对多数，他们被风日所锻炼成的铅褐色的皮肤，虽缺少脂肪分的光泽，却见得异常强韧而富有抵抗性，这是为人类服务的忠诚奴隶，支持社会的强固基础。他们尝尽实生活的苦痛，乃不得向无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虚的慰安，社会只有加重他们生活苦的担负，使他们失望于现实。”《赖和全集》第1卷第6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所以，赖和一方面积极宣传鼓动民众破除迷信，另一方面又觉得破除迷信“不切实际”，假如迷信破除了，“将提供哪一种慰安，给一般信仰的民众，像这些烧金客呢？”同①，第65页。同时，赖和希望通过宣传民众、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来破除迷信，而不是靠经济这把大铁锤打击迷信、动摇敬神观念的基础。他明白如果不从观念上、世界观上真正破除迷信，就达不到改造民族文化、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只能是在敬神的形式里加进经济因素罢了。
4。 反抗殖民同化，保存民族内质——民俗文化的汲取和研究
对民俗文化的重视，也是鲁迅与赖和的共性。“民俗文化是指与一个民族的正统的经典文化相对应的，普遍存在于民间的，存在于基层人民生活中间的‘俗’文化。它包括风俗、习惯、民间礼仪、民间信仰乃至民间艺术、民间文学等等”。（朱晓进、唐纪如主编：《鲁迅概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123页。）鲁迅与赖和都是从反省国家民族文化的大目标出发，对民俗文化进行研究、思考，一方面是要从中汲取有益于文化变革的养分，另一方面也是把民俗文化从整体上作为民族文化反省、变革的对象。
从出身经历上看，鲁迅与赖和都生长在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中，都是自出生以后，就与各自的地方民俗结下了缘分。鲁迅出生时，“按绍兴习惯，家人依次给他尝了五种东西：醋、盐、黄连、勾藤、糖，象征他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要先备尝酸辛、经历苦痛和磨难，最终才能品味到人生的甘甜”。（陈漱渝：《民族魂》，《中国青年报》1981年8月27日。）不到一岁，他又被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一个和尚为师，这也是一种民俗。赖和与民俗更为接近，他的祖父、父亲、二弟三代人，都是以与民间习俗有密切关联的术士（按闽台风俗操办丧事的专业人士）为业。这种“小传统”中的生活，深刻地影响着赖和的成长阶段，也使得他从小就与民间有一体感。
民俗文化对鲁迅与赖和的影响，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中。
鲁迅深受绍兴地方民俗文化的熏陶。他的小说，即使不以民俗作为素材，也有民俗文化方面的细节描写。如《离婚》中的娘家人闹事、拆夫家炉灶，《阿Ｑ正传》中阿Ｑ所唱的地方戏文，《风波》中的以出生时的重量取名，《长明灯》中的点燃长明灯，等等，都是绍兴一带的民风习俗。如果把这些描写去掉，不仅小说的魅力全无，小说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试想，如果《祝福》中把过年祭祀祝福、寡妇再嫁后要向庙里捐门槛等乡俗描写抽掉，那还是《祝福》吗？而《药》中的以人血馒头治痨病、《社戏》中的社戏等等风俗，已经不仅仅是细节描写了，而是成为构成小说基本结构的基础。鲁迅散文直接以民俗文化内容为素材的亦不在少数，《送灶日漫笔》、《论雷峰塔的倒掉》、《五猖会》、《无常》、《女吊》，光看名字就知道写的是属于民俗文化范畴的内容。鲁迅在艺术技巧上，民间文学的影响也占有相当比重，例如他用民间歌谣、打油诗的表现手法来写新诗，用绍兴戏中的“二丑”角色的特点刻画《故事新编》中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这方面研究者甚众，本文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鲁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民俗文化的影响，而是主动地学习和吸收，这源于他对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的思考。他曾多次谈到两者的关系：“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鲁迅：《书信·致何白涛（1934。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317页。）“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书信·致陈烟桥（1934。4。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卷，第391页。可见，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与民俗文化的联系中，包含着他深刻的文化思想。
赖和作品在创作素材上，受民俗文化的影响亦非常明显。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就与民俗有关，另一篇小说《善讼人的故事》，脱胎于清朝流传在彰化民间的传说。还有一篇现未知是否曾经公开发表过的小说《富户人的历史》，颇能反映出19世纪30年代台湾犹存的民情风俗。这篇作品建构在几则以“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为主旨的民间故事上，如竹巷张姓娶妻、涂厝陈家招婿、仔阮姓地主起家等，当事人都贪妻家财而致富。小说里两位轿夫称这种钱为“卵鸟仔钱”，表示对这种行径的蔑视。小说所表现的两位轿夫抬着“我”一边说一边走，还不停地插进抬轿的行话，如“小！镇路，带溜”、“大无地，小挂角”、“小！溜，大步开”、“交缠！”、“踏步吞”等等，更是民俗学家需要研究的对象。赖和散文中涉及民俗文化内容的也不少，如《忘不了的过年》中，对小孩子拜年讨“挂颔钱”的描写；《无聊的回忆》里，对读私塾给先生送节仪荐盒的描写；《我们地方的故事》，对本地迷信鬼神的风俗的描写，等等。
赖和受到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深刻影响，还体现在创作技巧上。他的小说语言浅显、直白，运用白描手法，并注意故事性，很有民间文学的特点。他的新诗在学习大陆五四新诗的同时，也从台湾民歌、民间戏文中吸收营养。如《呆囡仔》表现慈父对自己调皮贪玩的小女儿的满心喜爱，用的是民间童谣体；《寂寞的人生》，标明了用的是“歌仔调新哭调仔”；另一首《相思》，也标明了是用“歌仔调”。从民间歌谣中吸收经验，是一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