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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荒淫无度，视女人为玩物，“兽性蹂躏”她们的身心，凭借手中的金钱，为所欲为，异化成“性压迫”的魔鬼。《可怜她死了》中的富户阿力，已经有了大小三房太太，还包养了贫苦无助的少女阿金，迫使她充当满足他的兽欲的工具，不久玩腻，不顾她已经怀孕，一脚踢开。《未来的希望》赖和生前未发表。里的阮大舍，以延续香火继承家产为名，在太太死后，续娶了一房正妻和几房侧室，正妻又陪嫁来一个俏俊有宜男相的婢女，使这种原本正当的求子行为，一开始就蒙上荒唐的色彩。
他们不知亡国灭种之恨，麻木不仁。《棋盘边》里的士绅们，竟然把吸食鸦片看得高于一切，说鸦片吸食特许问题是比文化协会的请愿运动更具民意的民意。他们对“澳门、爪哇那些泰西先进诸文明国”有所向往，也只是眼馋那里的赌场可以公开。他们还把允许吸鸦片、开赌场看成是“现代最文明的政治”。这些人整天游离于社会之外，浑浑噩噩地聚集在一起只知道打麻将，抽鸦片，聊些不着边际的话。《赴了春宴回来》中的缙绅子弟们无论年老年少，都在酒馆、咖啡厅里消磨时光，与女招待们做出种种不堪入目的丑态，靠“肉香”、“酒香”、女人的脂粉香来把精神上的空虚填平。
赖和小说反映这一内容的篇幅不是很大，但表现出来的抗议与批判是相当强烈的。
2。 愚昧落后弱民误国的传统陋习
赖和对求神拜佛、迷信秘方等风俗是深感厌恶的。他的《斗闹热》就是台湾第一篇批评这些陋俗的作品。
《斗闹热》是赖和第一篇也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中文白话文小说。小说中殖民统治下的小城死气沉沉，一次偶发的小孩之间的争斗，使一边的孩子受了欺负，于是吃亏一方“有些气愤不过的人，就不能再忍住下。约同不平者的声援，所谓雪耻的竞争，就再开始”，（本章中未加注的引文，出处皆为《赖和全集》第1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借妈祖生日的迎神赛会逞强争胜。为此奔走的人，有学士、委员、中等学校毕业生和保正（保长），连市长和郡长都很赞成，“昨晚曾赐过观览，在市政厅前和郡衙前，亦放不少鞭炮，在表示着欢迎”。此事还因“能够合官厅的意思”，即使要穷人典衫当被，也反对不得。这表面上看是斗斗热闹，但深层里却是在“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的操纵下的斗富与斗气。因为“在优胜者的地位，本来有任意凌辱压迫劣败者的权柄”，所以，这种铺张浪费、耗尽穷人活命钱的迎神赛会，不过是大人先生们利用村民对神的迷信争权夺利的工具。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批评这是毫无意义的竞争，是胡闹，“在这时候，大家救死且没有工夫，还有空儿，来浪费这有用的金钱，实在可怜可恨”。更深层的是揭露了令赖和忧心的“岛人性格”——逞勇斗狠、愚昧和陋习，而这种性格得到殖民当局和封建势力的纵容和利用，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蛇先生》是赖和另一篇深具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说的是一个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医生对传闻中的秘方的探索和深究，弄清其真相的故事。
蛇先生以拿水鸡（捉青蛙）卖钱为生，技艺超群，一家人的衣食绰绰有余了。因为这个职业常常有遇到蛇的危险，他就有了捕蛇的伎俩、治蛇伤的秘传，因此人称“蛇先生”。
有一次邻庄的一个农民被蛇咬伤，西医没能药到病除，经蛇先生之手，伤愈肿消。蛇先生没有想到，他这一善举竟然触犯了“神圣的法律”，那个曾给农民治蛇伤的西医，把他告到“法律的专卖所”去。这些执法者们“平日吃饱了丰美的饭食，若是无事可做，于卫生上有些不宜，生活上也有些乏味，所以不是把有用的生产能力，消耗于游戏运动之里，便是去找寻——可以说去制造一般人类的犯罪事实，这样便可以消遣无聊的岁月，并且可以做尽忠于职务的证据”。蛇先生没有医生的资格而妄为人治病，已成为罪恶，“法律却不能因为救了一人生命便对他失其效力”。如此，蛇先生便被拘留了。
病家不忍坐视，与蛇先生家人多方奔走，幸得钱能通神，在它面前法律也就保持不住尊严了。但是，执法者借口被捕之人未受过应得的刑罚便放出去，贻人口实，“有影响于法的运用”，诱使蛇先生将治蛇的秘方献出，“就不妨把法冤枉一下，即使有人攻击，也有所辩护”。谁知蛇先生咒死赌活，坚说没有秘方。这就使他们为难而至生气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蛇先生的话，“终未有信过任何人类所讲的话”，只按自己的推理追问答案，对蛇先生的否认，“除了拷打别有什么方法呢”，“谁叫他不诚实，他们行使法所赋予的职权，谁敢说不是？”
蛇先生倒是从此名声大振，传遍方圆几百里，每天常有几个来求医的。起初蛇先生总是推辞不敢答应，但人们为了自己的性命，又因为他的推辞更信其秘方灵验，“交缠不休”。蛇先生没办法，只好偷偷与那些人敷衍。也合该他的运气到了，“真所谓着手成春”，药到病除，求医者不绝，他连卖青蛙的工夫都没有了，生活倒比以前更觉丰裕快活，听说他还没收人家的谢礼。
蛇先生越是受病家欢迎，愈觉提心吊胆，因为他前回尝过法律的滋味，而实际上他竟被默认了，原因不明，“但有一事共须注意，法律的营业者们，所以忠实于职务者，也因为法律于他们有实益，蛇先生的偷做医生，在他们的实益上是丝毫无损，无定者台语，说不定。还有余润可沾，本可付之不问，设使有被秘方所误，死的也是别人的生命”。
这天，一位本地小有名气的西医来访，向蛇先生求教秘方。蛇先生否认他有秘方，可没有一个人相信。蛇先生非常恳切地对西医说明了他能治好蛇伤的奥秘所在，并且给了一包草药让回去化验。西医寄给他一位从事药物研究的朋友，耗费了一年零十个月的光阴，才弄明白除了巴豆之外，“没有别的有效力的成分”。此时，蛇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这篇小说，被认为是启蒙时代破除旧社会“迷思”（myth），导引进步观念的作品。
赖和更为反感的是台湾社会风行的养女、童养媳、蓄妾等残害妇女的习俗。台湾属于一种移民社会，居民大抵由闽粤两省移入，其目的在于开辟草莱，拓殖新土，因而多为年轻力壮的生产人口，父权体制在此得到强化，男尊女卑的情形特别严重。日本人据台后，其轻视女性的观念更使得台湾妇女的地位等而下之。贫苦人家的女孩首先成了牺牲品，动辄被卖、被弃或送人，养女之风益炽。养女在收养者家里，多数不被当人看。因为一般收养者的初衷都不是发善心，而是出于一定的需要：或托养女之名行蓄婢之实，或为招弟（相传收养幼女可使养父母生子）、“哭脚尾”（死后有人哭丧）之用，有的就是童养媳的代名词。养女的命运通常都很悲惨——被当作工具任意驱使、被视为奴隶肆意虐待、被看成商品随意转卖，甚至被养父糟蹋，被养母逼着接客……一句话，她们完全没有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待遇。蓄妾也是父权制台湾极为普遍的现象，男人三妻四妾被社会习俗认为理所当然，妾的境遇往往也不比养女强多少。日据时代的台湾小说，对这些不人道不公平的习俗，作过很强烈的抗议。赖和的《可怜她死了》就是其中的一篇，富户阿力正是仗着社会对男权的纵容，对财富的偏袒，而对阿金们始乱终弃，不负一点责任。小说揭示了阿力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个人的、孤立的现象，其背后有强大的体制、传统、习俗做支撑，这样，阿金的悲剧命运就是一种必然。
赖和还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局限性出发，剖析台湾人的性格。如《丰作》中，添福被制糖会社盘剥殆尽，几乎无以为生，却只敢暗地里诅咒，丝毫见不到有什么反抗的行动，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可怜她死了》中，阿金对阿力的恶劣行径，也只是一味地隐忍，逆来顺受。有人认为，“这样的性格，是以农业为主要生活的汉民族的特性”，（许俊雅：《台湾文学论——从现代到当代》，（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7页。）是不无道理的。民众的温顺驯服并不能使强权者良心发现，相反，还助长了他们的飞扬跋扈、予取予夺。《不如意的过年》、《浪漫外纪》等篇，作者在鞭笞日本警察的同时，也批评了国人嗜赌的风气，并把这种风气与种族沉沦联系起来。在《不如意的过年》中作者描绘，日本人在台湾推行阳历新年，台湾人显然不乐意接受，街面上冷冷清清无甚过节的气象，民家只应景似的插些旗子，杂乱不整。可是，并不妨碍他们把新年当作“赌钱的季节”，因为，“嗜赌的习性，在我们这样下贱的人种，已经成为性格的重要部分。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赖和的这段话，被认为是“沉痛已极，其字里行间充满着焦虑和失落感是可以体会出来的，在日本统治下，他急切地对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与劣根性提出批判；另一方面，他也承受着批判之余，来自民族情感的隐痛”。（同上。）
三、饱蘸血泪吐露民族悲情：对人民绝境的体察与再现
赖和小说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是真实深刻地反映殖民地台湾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作者始终站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一边，以极其悲悯的情怀，描绘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众生。
《一杆“称仔”》、《可怜她死了》、《丰作》等篇中的主人公，都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正直，善良，勤劳，没有过高的奢望，只想凭着劳动求一份温饱，活着，繁衍生息，但命运似乎总和他们过不去，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