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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赖和被捕入狱，苦熬了多日之后，因病重被释，不久便与世长辞。虽然他此生遗恨：“不能看到这大时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转引自林边：《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引自《赖和作品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352页。但是他已经看出了日本侵略者必然灭亡的下场：
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竟何存。
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
这首诗完成于作者去世前夕的1942年，他看到了台湾人民终将驱逐炎日、拯救自己于苦难的希望。
第七章 赖和的意义
综上所述，赖和之于中国，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位坚定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主义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和推动者。他成长在台湾新旧文学更替之际，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吸收了五四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精华，用现实主义手法写下了殖民主义统治下台湾人民的痛苦和反抗。
第一节 爱国主义的杰出典范
赖和终其一生都热爱祖国，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他坚持不穿日本服装，不用日文写作，是人尽皆知的，而他不与殖民统治者合作，始终如一地进行抗日斗争，也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在他接受当时所能受到的最高教育——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五年医学教育，成为医生之后，仍有“我生不幸为俘囚”之叹。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他思想的底蕴，不论在社会运动或新文学运动中皆流贯其内。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易充分探究他的爱国主义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日据统治的严酷，他不可能留下什么爱国思想的文字记录，从他两次被捕抄家就可知道他处境的艰难。繁忙的医务和文学活动，也使他无暇记录他的全部思想，哪怕是用比较隐晦的语言。但我们仍可从他的作品、文章、谈话记录和人们对他的回忆中看到他的爱国思想的脉络。尽管是点点滴滴，却也散发出掩饰不住的光辉。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基础与根源。
赖和从不认为自己不是个中国人，为此不需要做特别的表白，有人据此说在他的作品中“实在一点都看不出有什么大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沙文思想”，（薛顺雄：《赖和旧俗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载《台湾文学中的历史经验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27页。）甚至有把台湾变成一个“共和”国体的“独立国”的政治理想，这是对赖和极大的诬蔑。且不论殖民地人民坚持自己的民族立场，是不是“民族主义沙文思想”（难不成要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台湾人向殖民者日本民族臣服？），赖和的汉民族意识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当时台湾最高学府——台湾总督府医学校的毕业生，是接受日本教育培养出来的最杰出人才中的一个，日文应该有相当的功底，可他一生的创作全部都是用汉文，连一篇日文作品也没有；即使是因治警事件被捕，在狱中申请看书，亦使用日式汉文，不用假名（日本文字）书写。早在1921年底赖和开始练习新文学写作，1925年正式发表新文学作品，语言的应用即是中国白话文，写出任何中国人都可以读得懂的作品。他的作品向以中国传统干支或西历纪年，从未署日本年号，提到中国时坚称中国不称支那，这与复元会的主张完全符合；而且对乙未割台之役以事变称之，称台湾人为“汉族的遗民”，（赖和小说《棋盘边》。）自称有“遗老的气质”。（赖和小说《雕古董》。）他的小说、散文、诗歌，因为要逃避严厉的检查只能隐寄微言，而不为发表、纯为抒情言志而作的传统诗，具有特别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以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身份，积极组织并参与传统诗社，就是要以传统诗来维系民族精神。尤其当1937年6月报章杂志的汉文栏被强迫取消之后，更具有文化抵抗的深意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3月24日，台北各界在港町文化讲座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4月3日，赖和撰写挽联、挽词各一幅，以表达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及对祖国同胞的关怀。挽联如下：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原遗恨定难消。
挽词是：
当四万万同胞，酣醉在大同和平的梦境中，生息在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下，嬉戏在豆剖瓜分的危惧里，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吗？
破坏的已经破坏了，建设的亦在途程上，可是人们的躯壳虽说不能永保，生命也自永远无穷，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
使这天宇崩，地轴拆，海横流，山爆烈，永劫重归，万有毁灭，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永远的不灭。《赖和全集》第3卷第58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挽词中，赖和把自己作为“四万万同胞”中的一员，感谢孙中山先生的“呼喊”，“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挽联中有“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原遗恨定难消”的句子。从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正因为对天骄——日本殖民者的仇恨、对“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的厌恶和对祖国“豆剖瓜分的危惧”的痛心，都增加了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的爱戴之情和悼亡之痛，他才会用如此激情的语言呼喊出他强烈的心声。他在最后不是使用一般的通称“先生”，而是进一步地强调“我先生”，哀恸之情极为强烈。这个“我”字，仔细品味，不光表示出哀痛，还蕴含着民族认同、祖国认同的深意。
有人说赖和晚年思想发生了变化，浓重的汉族意识逐渐淡薄，代之以“台湾是台湾人的”独立意识。而我们从历史记载中所见到的是，黄得时曾自述1937年他大学毕业应聘《台湾新民报》副刊主编，前往彰化请教赖和如何编辑副刊时，赖和当场明确提出四点指示：
一、现在虽然是在日本统治下，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
二、对于中国优美的传统文化，不但要保存，还要发扬光大。
三、对于日人的暴政，尽量发表，尤其是日警压迫欺负老百姓的实例，极力暴露出来。
四、对于同胞在封建下所残留的陋习、迷信，应予彻底的打破，提高文化素质和水准。黄得时：《台湾新文学播种者——赖和》，《联合报》1984年4月5日。
赖和的国族意识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赖和对白话文的热情，也明示了他的国族意识。他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成人之前，并未离开过台湾，又生长在与大陆隔绝的日据时代，根本接触不到当时的大陆北方官话，但白话文作品却写得相当出色，他在初习白话诗时所使用的语调，基本上是中国白话文的语调，他可能无法讲流利的北京话，但多少有一些基础。这对完全没有语言环境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少人都猜测赖和赴厦门博爱医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学习过，这仅仅是猜测。厦门的通用语言与台湾地方语言差不多，都属闽南语系，博爱医院又是台湾总督府对岸经营政策的产物，不可能用北京话做通用语。何况，根据赖和的手稿，他大约是在1921年底开始练习白话文的写作，起初文白夹杂，读起来十分拗口，有些地方语义不甚清楚，但到1925年第一次发表的白话诗《觉悟下的牺牲》，已有很高的水准，放到同时代的大陆文坛，一点也不逊色。这段时间内，他并未离开过台湾，一直在家乡彰化繁忙地行医、从事新文化运动。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是，赖和在医学校时代从复元会、同盟会学习过“国语正音”，后来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刻苦的练习，才能取得如此成绩。赖和五弟赖贤颖在赖和的鼓励下于1922年去厦门集美中学念书，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的回忆便是一个佐证：
当时祖国方面的杂志如《语丝》、《东方》、《小说月报》等，我都买来看，看完就寄回家给赖和，赖和就摆在客厅，供文友们阅读。黄武忠：《温文儒雅的赖贤颖》，载《台湾作家印象记》，（台北）众文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66页。
这些杂志，赖和自己肯定读过，他编《台湾民报》文艺栏，常常从上面选载文章。像他那样超负荷地行医、写作、编刊，如果没有高度的爱国激情，试问，克服重重困难学习中国白话文的动力是哪里来的？
第二节 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光辉存在
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开拓地位，是和他本人天才条件分不开的，正如与赖和同时代的重要作家杨守愚（1905—1959）在《小说与懒云》一文中所说：“即便是一种新文学的诞生主要是出于一个新时代的要求，又即便是新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但是，当时如果没有一位像懒云氏那样既有创作上的天才，而且又有对新文学事业的推展抱着热情和决心的人，来担当、领导这个时期，并担任这一艘台湾新文学的大船的舵手，则相信台湾的新文学是无由达到若今日的状态和成就，而且一定还要走多少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的吧！”
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占据了许多公认的“第一”，例如：
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的白话文文学作品。在一个文言文的世界中，以先人所以为浅薄粗鄙的白话文为文学表现的工具；写大人先生辈以为鄙野不文而唾弃的小说，不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