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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一会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
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的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10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
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是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和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
终于完全倒下了。
在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雅相大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
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
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成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生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
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很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果然，第一服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100多服汤药和100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
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
问题极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
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地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
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
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物在等待最后的“封顶”。
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它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它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吸不进去了。
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
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
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
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
六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不成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得也不错。
1988年元旦如期来临了。
此时，我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的房间里天昏地暗地写作。对于工作来说，这一天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两样。
整个宾馆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
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身边，我感到深深地内疚。
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
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
一下车，就在房间摆布好了工作所必需的一切。接着就投入工作——从工作的角度看，似乎中间没有这几百里路的迁徙，只是从一张桌子挪在另一张桌子上。
撞线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七
在我的一生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子我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我的生日。但是，1988年5月25日这个日子我却一直没能忘记——我正是在这一天最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
尽管我想平静地结束这一天这一切，但是不可能也不由自主。
这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了热力，大地早已解冻，天高远而碧蓝，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鲜花的气息。
延安的几位朋友通过我弟弟天乐知道我今天要完成最后的工作，一大早就都赶到了甘泉县招待所。不过，他们还不准备打扰我，要等待我从那间工作室走出来才和我分享快乐。甘泉县的几位领导也是我的朋友，他们已张罗着在招待所搞了一桌酒席，等我完稿后晚上一块聚一聚，因为按计划，我当天晚上就要赶到延安，然后从吴堡过黄河，先在太原将复印稿交《黄河》，再直接去北京给中央台交稿。
当我弟弟和朋友们已经张罗这些事的时候，我还按“惯例”在睡觉。因为是最后 一天，必须尽可能精神饱满。
起床后，我一边喝咖啡，抽烟，一边坐在写字台旁静静地看着桌面上的最后10来页初稿。
一开始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一般。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实际上是徒劳的。为了不让泪水打湿稿纸，我将脸迈向桌面的空档。
百感交集。
心脏在剧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晕过去的感觉。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
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台上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
焦急万分。满头大汗 ，浑身大汗 。我知道，此刻朋友们正围坐在酒桌前等待着我。这是从未体验过的危机——由快乐而产生的危机。
智力还没有全部丧失。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
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
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
我细心彻底地收拾了桌面。一切都装进了远行的箱子里，唯独留下那10本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手稿放在桌面的中央。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沉默了片刻，以使自己的心情平静到能出席宴会的程度。
在这一刻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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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7592
Title ：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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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 总第 1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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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一句得升迁
在镇压太平军的行营中，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后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说；李公精敏，人不能欺。”说到这里，他说不下去了。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样？”众人皆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来，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众人听了齐拍手。曾国藩十分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后生告退而去。曾氏问：“此是何人？”幕僚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