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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因材施教”的前提是：他深知弟子的个性才干。有一次，子贡请教他：“子张与子夏，谁比较优秀？”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不及。”那么子张比较杰出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孔子心中倾向于认为：过不如不及。
试举一例来说：子路与冉有分别请教孔子，是否可以“闻斯行诸”——听到该做的事，是否可以立刻去做？孔子回答子路“不行”，却回答冉有“可以”。原因何在？在于：“求（冉有）也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换言之，子路是“过”，冉有是“不及”。
但是，排名在“政事”科的两位弟子，冉有先于子路。宁可稍有不及，也不要太过。不及者，可以多方鼓励，指引一条人生正途。太过者，却不易悬崖勒马。以子路来说，孔子看他平日表现，就担心他“不得其死然”，恐怕不得善终。子路后来确实参与政治斗争，死于非命。孔子伤心之至。
以今日社会风气来看，似乎值得提倡“过犹不及”的观念，甚至可以考虑“过不如不及”了。有所必为与有所不为
孔子品评人物的方法之一，是按照行为表现，分为三等：中行、狂、狷（《子路》）。能够列等的，都不是泛泛之辈，必须以性格配合修养，展现特别的风范。
先说“中行”，一般解为“中庸”，以“喜怒哀乐”为例，可以“发而皆中节”。为了“中节”，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与自制力；稍一不慎，可能流于矫情，好像连喜怒哀乐都要时时反省是否恰到好处。孔子在颜渊过世时，“哭之恸”，十分伤心，别的弟子提醒老师节哀。但是我们记得孔子自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而彼时已过七十，应该没有过度伤心之虞。自以为“中节”，别人却未必认同，连孔子也觉得为难，由此更可见“中行”之不易了。
第二部分 第18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8）
孔子以此为目标，发现古人各有所长，他自己却是“无可无不可”。表面看来，好像具有弹性智慧，既不坚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深入思考，才明白生命的开展原本是活泼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问心无愧而已。这种“时”的观念，正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所在。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西谚因此，所谓“中行”，可以解为“当狂则狂，当狷则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孔子有时栖栖惶惶，求一明君而不可得，无异丧家之犬。有时却又安贫乐道，曲肱而枕，对于权威当道不假辞色，好像稍让一步，就宁可一死了之。这不是狂狷合一吗？
其次，就“狂者”来说，所谓“进取”并不是指英文里的“Aggressive”，凡事力求表现，不落人后。而是指其志向高远，眼光看准“古之人”。孟子的描写十分生动：“其志嘐嘐（ｘｉǎｏ
ｘｉǎｏ，形容志大而言夸）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换言之，狂者标举极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作为却未必合乎期许。我们若有这种朋友，相聚之时，意气风发，人生何止不再乏味，简直就像要改造世界似的，充满无限的动力呢！
再就“狷者”来说，他们不屑于委屈自己，去做那些不合水准的事，譬如“为五斗米折腰”，或者跟着风潮投机取巧，稍获小利，即沾沾自喜。须知人的格调是由“不屑做什么事”开始的。如果条件适合就可以做任何事，则不符合狷者的要求了。西谚有云：“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如果人也不例外，则无法凸显人性尊严。
以此观之，我们先由狷者做起，有所不为；再升至狂者，有所必为；然后以“中行”为目标，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迁怒与贰过
儒家重视教育，鼓励大家好学。好学的效果十分明显，可以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增进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社会上取得安身的凭借。
但是，另一方面，“好学”似乎又很特别，譬如孔子就认为自己要比别人好学。《论语》两度提到有人请教孔子，弟子中有谁算是好学？答案都是一个，颜渊。只有颜渊一人算是好学，这标准未免定得太高，让人无所适从。
原因很清楚：好学须在具体的行动上表现出来，因为所学的是“人生正途”，光说不练是毫无用处的。孔子在晚年时，赞美颜渊好学，说他“不迁怒、不贰过”（《雍也》）。当时颜渊已经过世，听不到这样的评语。其他弟子大概也佩服颜渊，无话可说。
问题是：“好学”与“不迁怒、不贰过”有何关系？这是显示在颜渊身上的特定成绩，还是大家都应该共同接受的判断标准？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高。
第二部分 第19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9）
因为，迁怒与贰过，正是人性的通病。人有自由，难免犯错，犯错之后必须找个借口，否则心中不安。找不到借口，就转移目标，把怒气发泄在别的对象身上。迁怒的用意，是让别人—起承担自己的过错，好像在说：我不痛快，大家也别想痛快。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听以《大学》强调“洁矩之道”，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我讨厌老板怎么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去对待属下。这是恕道的引申。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分辨人我关系。最难得的是，受到上司苛责，却还能宽待部属的人。所有怨怒到他为止。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由此可以加上一句，“怒气止于仁者”。
流言止于智者，怒气止于仁者。不迁怒的人，自然养成反省的习惯，经常考察自己的毛病与过错，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然而，孔子却叹息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他居然没有见过一个人犯错之后自我责怪的。由此可见人性弱点实在根深柢固。
颜渊的不迁怒，尚且可学而至。他的不贰过，就非吾人可以想象。谁能不犯同样的过失？人的过失与性格密切相关，因此，若要做到不贰过，就须向自己的性格挑战，成效则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一个人老是在前进，隔几天就如脱胎换骨一般，真是不容易啊。孔子也不禁说他：“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这个“惜”字似乎暗示了后来的“不幸短命死矣”（《雍也》）。我们宁可相信颜渊死于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好学过度。然而，若为了修德而死，亦是求仁得仁，颜渊应当心安理得。第二辑《论语》对生活的启示孔子哭了
—般人心目中的孔子，大概接近子夏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今天我们诵念孔子的话，确实有些严肃，都是掷地有声的大道理，或是刻在石板上的座右铭。事实上是否如此？
子贡的印象比较缓和，他认为孔子的性格是“温、良、恭、俭、让”（《学而》）。孔子是谦谦君子，文质彬彬。孔子在自述时，很少谈到个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
他善于观察大自然，经常发生感慨，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他看到颜渊力求上进，会说：“惜乎！”（《子罕》）为他担心身体。看到伯牛病重，则说“命矣乎！”（《雍也》）认为命不好，无可奈何。看到子游用心教民，还会开他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阳货》）听到曾点言志，他甚至悠然神往，叹息一声：“吾与点也！”（《先进》）
第二部分 第20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0）
不仅如此，《论语》还记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孔子在这一天哭过，他便不再唱歌。我们可以顺着推想：
第一，孔子大概经常哭，并且不在意让学生看到。如果他一年哭一两次，学生无法得出“是日哭，则不歌”的结论。那么，这种结论要求的频率多高呢？我想，一个月总有一两次。
第二，孔子如果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反过来看，如果孔子这一天不哭，他是否一定唱歌呢？在逻辑上不能如此武断，只能说：若是此日不哭，“通常”他会唱歌。由此可知，他的生活充满快乐的旋律、审美的情调。的确，他的学生向他习诗、习乐，都要边唱边学。他周游列国，曾经困于陈、蔡之间，虽然七日以干粮果腹，子路不停抱怨，他照样“弦歌不辍”。
他唱歌时，还有一个习惯：“于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当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唱得开心时，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然后他再以和声相应。这与我们在卡拉OK歌厅所见的朋友欢聚景观，相去不远。
适当的悲哀可以表明感情的真切。——莎士比亚现在要问的是：孔子的哭，又是为了什么？个人理想无法实现，天下百姓流离失所，都可能让人悲从中来。像孔子那么典型的人道主义者，太多事情可以让他感动了。《论语》记得最直接的一段，是颜渊之死。孔子已经七十一岁了，眼见最好的弟子先他而死，实在情何以堪。他哭得十分伤心，以致别的弟子提醒他不要过度悲恸。他说：“如果不为颜渊哭得过度，我为谁哭得过度呢？”（《先进》）既发乎真情，又合乎常理，孔子真是令人敬爱！不为酒困
许多先进国家已经为了民众酗酒问题而深感困扰。以慢性病来说，高血压、糖尿病与酗酒引发的身心疾病，成为最主要的三项求诊原因。我们不必探讨一个人酗酒的理由，却可以思考正确的饮酒态度，所参考的典范仍然是孔子。
首先，饮酒是高尚的社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