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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饮酒是高尚的社交活动。一乡之人在特定节日或庆典，相聚饮酒，共叙乡情，有助于闾里的认同与共识。《论语》记载：“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党》）孔子与乡人饮酒，结束之后，总是要等老年人离席，他才离席。今天大家聚餐时，往往不大注意年龄大小，只注意身份高低。于是，聚餐无异于上班，有时还要恭请长官训话，实在减少许多乐趣。
其次，饮酒若是享受，则应该想到父母与长辈。《论语》提及，“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ｚｈｕàｎ），曾是以为孝乎？”（《为政》）意思是：这样还不够，但是至少应该如此。可见古人以酒食奉养父母，是孝心的表示，同时还须努力“和颜悦色”。我们经常在外应酬，是否想到父母也需要我们陪伴共同进餐？
第三部分 第21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1）
第三，谈到饮酒的节制问题，孔子的表现令人佩服。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他的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来不会喝醉失态。有人宣称：“但知人间有酒，不知酒能醉人。”虽然豪气干云，未免有些夸张，并且对身体健康也不好。孔子的酒量则以不喝醉为准。这是需要高度的自知之明与自制之力的。
好花看到半开时，饮酒适到微醺时，最为亲切有味。——古谚接着，谈到“不为酒困”。孔子曾经自述日常生活的原则如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尽忠职守，回到家则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遇到丧事的场合，则要力求尽礼，因为人生的礼以丧为大，必须特别谨慎。然后，以“不为酒困”代表日常生活在享受方面的自我约束。何以单单提及“酒”？或许因为酒是不分年龄与体质的人都可以享用，同时又很容易过量上瘾的饮料。万一陷入酗酒的习惯，就是为酒所困了。
能够做到上述四件事，就可以说：“何有于我哉？”意思是：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也可以译为：这些对我有何困难呢？两义并陈，更能显示孔子的人生态度：先求尽好自己的本分，对工作、对上司、对父母、对手足的责任，以及对亲友的丧事，都做得恰如其分。即使对饮酒同乐，也有明确的守则，适可而止。唯有尽其在我，才能乐天知命，我想，“不为酒困”四字，对现代人颇有启发性。起居作息
单就言论来看，孔子的表现可圈可点，思虑周全、用词精当，金声玉振，无懈可击。然而，人生的道理必须以行动来配合，否则光说不练，怎能成为君子？
行动又分两类：一是在公众事务上，求其立德、立功、立言，嘉惠百姓，造福社会。二是在日常生活中，淡泊自甘，坚守志节，看似平凡，其实最难。孔子的起居作息颇有值得参考之处。以下引文皆取自《论语？乡党》。
首先，“食不语，寝不言”。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考虑可能有三：一、对健康较有益；二、避免有碍观瞻或不够礼貌；三、专心做好每一件事。即使三者兼顾，我们也觉得不妨稍有弹性。家人或朋友聚餐时，怎能不交谈呢？只要所谈不是太严肃的事，应有助于和乐的气氛。“寝不言”，睡觉时说话，中气不顺，心随念转，有碍安眠。但是，多年老友抵足而眠，从清醒说到昏沉，未始不能偶一为之，可以平添许多趣味。
生命宝贵，不必轻易冒险。其次，“寝不尸，居不客”。睡觉时不像死尸一样，仰天平躺；平日坐着，也不像见客或做客—样，跪着两膝在席上。这两件事似乎合乎养生之道。侧睡是既正确又舒服的姿势，尤其向右侧睡，对肠胃较好。平日居家，当然不必像见客或做客一样，连坐着都嫌拘谨，何况衣着正式呢？因此，除非相约，否则绝不贸然走访朋友。下班回家，应有个人家居的自在与怡然。
第三部分 第22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2）
然后，“斋必变食，居必迁坐”。斋戒时，一定改变平常的饮食，如少量素食；居住也迁移房间，与妻室不同房。由此可见，斋戒在孔子生活中十分重要。问题是：我们现代人一年之中有几天斋戒？或者，我们还有“斋戒”的观念吗？又为了什么而斋戒呢？如果不是宗教徒，恐怕不易回答上述问题。那么，孔子信仰什么？这是值得思索的。
至于饮食，则孔子有许多情况“不食”，譬如“食而、鱼馁而肉败、色恶、臭恶、失饪、割不正、不得其酱”等等，看起来有些挑剔，其实是以饮食为养生及享受之途，原本应该多加注意。
最后，“迅雷风烈，必变”。遇到疾雷、狂风，一定改变态度，严肃以待。何以如此？朱熹说是“敬天之怒”，有些道理，不过接着却须说明何以天怒。此外，可以补充说：为了安全理由。天灾人祸出现时，我们必须提高警觉。生命宝贵，不必轻易冒险。由此可知，孔子的起居作息很有原则，而其背后应有一套人生信念。遵守礼节
由于经济繁荣、社会富裕，知识分子担心各种并发的后遗症，乃重新标举孔子的观念，呼吁大家“富而好礼”。所好之“礼”，当然不只限于口惠，像“请，谢谢，对不起”，还应该延伸到行为规范，甚至深入到人生信念。
礼仪的目的与作用在使得人性中本来的顽梗变柔顺，使人们的气质变温和，使他敬重别人，和别人合得来。——洛克人是一个整体，言语、行为与信念是连贯的。信念存于内心，言语与行为则表现于外，因此礼的作用首先即是规范言行。孔子著名的“四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用一个“礼”字，把人的视、听、言、动圈限起来。看来有些消极、被动与无奈，其实仍有积极的一面，亦即“合礼”则可以视、听、言、动了。
换而言之，礼除了禁制约束，还有中和调节的作用。说得最清楚的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恭、慎、勇、直”都是美德，谁会认为“恭谨、慎重、勇敢、直率”是不好的表现呢？但是，如果缺乏“礼”的中和调节，则难免顺势发展，优点转为缺点，流于“劳苦、畏缩、冲动、刻薄”。由此可知，“礼”为社会群体订下适当的行为模式，依照个人的角色、身份、地位、功能而有合理的规划。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与环境中，礼必须普遍受到认同与遵行，否则社会难免动荡不安。
深入分析，礼的基础在于“人的真诚感受”。追溯根源，孔子会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人如果缺乏真诚的感受，无法体认他与别人之间的特定联系，那么光靠礼的外在规范，是毫无用处的。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就是虚应故事，伪装言行，最后成了乡愿。
第三部分 第23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3）
孔子一生的志向在于：为衰颓的周礼注入新的动力，化解礼坏乐崩所导致天下无道的危机。新的动力由何而来？来自人性的自觉与真诚。人须自觉为一道德主体，同时真诚感受他与别人之间的特定关系，然后发为言行时，就需要“礼”的规范了。离开人的自觉与真诚，“礼”与“法”只是一线之隔。儒家与法家之别，亦在于此。
再往上追溯，则“礼”具有明显的宗教涵义。《说文解字》曰：“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古代的人重视祭祀，原因并非畏惧鬼神，而是为了回归生命的根源，所祭的对象包括祖先、大自然，以及上帝、天。只有回归根源，人类才能真正安身立命。
因此，今日强调“富而好礼”，须就人的言语、行为、信念去考虑。特别值得重视的则是人的真诚心意与终极信念。有关礼的问题，确实称得上“大哉问”！莫要财大气粗
趋利避害是出自本性的行为，本身并不涉及价值判断。中国古人向往的“五福”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尚书？洪范》）谁不希望五福临门呢？但是，要让人人达成这种希望，恐怕不大容易。五福之中，最难实现的或许是“富”吧！其他的要靠自己保重身体、修养品德、安享天年，尚可努力一试。
“富”则牵涉了各项条件，如社会变迁、竞争手段、机会命运以及个人才华。孔子从不否认富的吸引力，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又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这种务实的态度并不违背崇高的理想，孔子的真正立场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有富人，就有贫苦之辈，这是任何社会所不能免的情形。富有如美国，照样许多穷人夜宿纽约地铁。儒家的兴趣不在过问一个人是贫是富，却想告诉一个人如何在贫富的环境下自处。
消极方面，“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学而》）俗话说：人穷志短。胸无大志，只求苟活，见了别人，难免是一副谄媚的表情。若不谄媚，就可能心怀怨恨。若是无谄无怨，又可能心如止水，好像“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看来贫穷真是使人左右为难了。富人的处境正好相反，钱可通神，如鱼得水，财大气粗也无人奈何。台湾今天弥漫骄奢的社会风气，只须腰缠万贯，就摆出“谁怕谁”的姿态。若是有怕的对象，就是黑道黑枪。如果富人继续骄奢，出了事就不能责怪别人幸灾乐祸。
以上是消极的做法。积极方面呢？孔子认为，应该“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贫而乐，不仅是可爱的画面，也是令人尊敬的表现。物质越贫乏，精神却逆向前进，日益丰富，正是安贫乐道的典型。乐什么道？由内心所选择的人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