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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就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的重新打量与切实沟通，成为2005年间学科建设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2005年4月9~12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研讨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及其学术活动中，首次由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家学会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注的重要议题，以及推进本学科整体发展的盛会。在会议开幕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刘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认为：这不仅是一次很重要的、甚至是标志性的会议，对于两家学会学术研究的融通及发展开了好头，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真正深入和突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白烨针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各种新的创作现象的出现，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教学与学生阅读及现状的脱节或漠视，希望能够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的继续，以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学会之间的携手及学术融通，以使本学科在整体上增加自身的学术活力。在将近两天紧张而热烈的大会报告及发言讨论中，与会代表围绕本学科发展中“学术前沿的前瞻性意义与当下中国文化语境”、“学术前沿及其问题的梳理与原创性研究”，以及“现当代文学史料与学科建设”等学术话题，展开了认真、深入的探讨，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及其学术立场，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论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李西健教授在会议的“闭幕词”中总结到：本次会议通过讨论，“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意识越来越强，一种关于现当代文学观照的整体文化观念越来越浓厚，一种关于资料考证的既有结论的科学思维越来越清晰，一种关于立足于文学现实回归到文学本体世界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了，还有一种关于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的命题越来越贴近文学实际了”。
在现当代文学相互关系的考察上，雷达的《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的文章更具分量和影响。文章开首就讲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识之士就提出了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并力图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的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应该说，“整体观”或者“20世纪文学”的构想是带革命性的，它使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掀开了新的一页，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名目大同小异的、都无一例外地试图以现代宏观意识重新构筑的现当代文学史。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发现，在获得了一种宏观学术视野的同时，或者在被输入了一个新思维框架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如何“贯通”和将整体观“具体化”的途径，整体观也还没有真正渗透进文学史的骨骼和血脉之中。因为我们需要追问：究竟在哪些重大问题上，现、当代文学原本就是贯通着的？它们又是以何种形态贯通着的？我们用怎样的“灯光”才能照亮、发现、揭示和描述这种贯通？这里应该既有思潮、精神上的贯通，也有文体、方法和作家跨代上的贯通。然而，答案往往是宏大而抽象的。在时间的河流里，原先的畛域正在日益模糊，而“贯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后，文章分别从“既分又合”、“现代性”、“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游离与回归”、“西化”与“本土化”几个方面论述了现当代文学的诸多内在连结与精神渊源。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观察，论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性看法：纵观现当代文学，我们会发现，它经历了一个审美传统不断被打断，又不断被续接的过程，也即一个游离与回归不断交织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强调现、当代文学的一体性、贯通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代表的几十位著名作家由“现代”跨进了“当代”，为延续自己的创作做出了近乎悲剧性的努力，这就奠定了现、当代贯通的生命基础，其中有丰富的教训值得总结。
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自我反思（2）
在2005年的学科反思声浪之中，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和极端的声音，这主要表现于近期在《新京报》等媒体开展的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的争议。2005年6月10日，《新京报》“文化谭”栏内刊登了林扶叠的文章《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倒掉》的文章。文章认定“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倒掉”。其理由是：首先，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根基存在与否？文学研究，自然离不开文学，更离不开经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学尚且贡献出了寥若晨星的经典作品，那么，20世纪下半期的当代文学，则是死水一潭。没有经典作品做支撑，无论研究者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只能是空口白话。而在另一方面，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基础薄弱，甚至可以说没有，材料来源和考校的基本训练缺乏，使其作为一个独立而自足的学术学科能否成立，值得怀疑。其次，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说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好与不好，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然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却既不具备对作品的审美直觉，也不具备细读能力。等而下之，只能做社会学分析、文化分析，同时又不具备社会学、史学、哲学的基本训练和手段，也不能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汲取养分，形成基于中国文化/文学运作机制和中国审美特点的整套理论框架，只能借用外来词汇和其他学科翻译过来的资源，诸如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等。最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参与者，尤其是当代文学这一块，面临着诚信危机。如今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由于受到市场的冲击，已经转变成一统天下的“表扬”，文学研究和批评主动丧失了独立性，部分专家和学者变成书商和作者的枪手，其研究成果与批评结论，受到市场欢迎，却被读者鄙弃。张洁宇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真被“倒掉”了吗？》一文中认为，作者依仗的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而全是主观武断，虚张声势，似是而非。作者如此大胆，如此霸气，着实让人讶怪，让人震惊。一门学科并不是平地突然冒出，说有即有，说无就无。它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积累、考验，经过许多学人的辛勤劳动，不断发现，不断精筛，才逐渐形成的。因此，随便宣称一门学科的“倒掉”，不是出于无知，就是一种心造的幻影。自然，大凡一门学科，特别是有生命力的学科，不会故步自封，不会凝固僵化；它还要时时前进，不断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例外。但这与推倒重建不是一回事。张文还从现当代文学研究不缺“根基”、所谓“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审美”、“诚信危机”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倒掉”的理由等方面，对林文的基本观点给予回应和提出反批评。也许是像张文最后指出的那样，林文并非是“从学科建设出发”，而是“从市场效应出发”，因而并未有更多的现当代文学学者站出来予以回击。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
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以来，文学的论争和文坛的事件，较之过去，数量依然有增无减，但分量与影响似乎都在不断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文学观念的个性化日益凸显，并愿以争鸣和论辩的方式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又由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氛围进一步走向宽容与宽松，种种争论都多限于一定的范围，表现得越来越“圈子化”。这便造成了有关文学话题的种种论争，既相当纷繁、比较显见，又都分量不重、影响不大的基本情形。
还有一个倾向是，随着网络等新的媒体形式的日见兴盛和广为普及，以及它们对文学活动的不断介入和“新”“老”媒介的互动，一些文学论争借助于网络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而且与网络相关的文坛话题也进入了论争与事件的范畴，这在传统的观点看来，似乎是文学走向“边缘化”甚至进而式微的表现，但实际上却是文学借助新的媒介形式，使其的生存与继续“衍化”与影响更加“泛化”。
发生在2005年间的以下四个“热点”与“焦点”话题，便带有这样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新变的诸种特点。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精神沙化”问题争论（1）
“精神沙化”问题的争论，是年初发生于文坛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如何看待当下文化现状以及知识文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的不同看法与取向的交锋与碰撞。有人在意义的层面上，把它与发生于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相提并论，应该说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尽管它看起来更像是个人化的观点面对当下现实的有感而发与不同看法的不期而遇。
事情的起因，源于作家张炜的一篇文章。2005年1月，张炜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思想随笔《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张炜指出：“由于在我们这儿仅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经济的历史，处于转型期或者干脆说是简单的模仿期、混乱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混沌。我们不可能成长起一代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生长出与商品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态相对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他们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和环境。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