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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的文章尤其是《上海文学》对其的肯定性评价和褒扬性举动，首先引起了上海批评家吴亮的强烈反感，他写了一篇《顺手记》，发表在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的网络论坛。之后，看到《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的相关座谈，吴亮又写出《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的文章，既向张炜提出挑战和质疑，也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他指出张炜的《精神的背景》，没有理清自己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没有掌握并使用必要的（更不要说充分的了）证据，没有了解（更不要说熟悉了）同代人关于同类问题或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著述。他诘问道：“你若想正当的断言你所谓‘精神沙化’的真实性，你必须能指出你准备接受什么可能的证据来表明你理论的虚假性。换言之，你必须指出：‘如果你们能提出证据A、B、C、D，那我的断言就不能成立。’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检验方法，可是你回避了。”“每一种描述或预测的陈述都是一种假设，它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观察来加以确证或使它无效的。作为一种假设，它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概然性，但绝不是确定无疑的。描述一个时代的时候，频繁使用‘整个精神背景’、‘整个精神文化’、‘整个文学界’、‘整个世界’，或‘真正的思想和创见’，‘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真正的悲观’、‘真正的乐观’、‘真理的精神危机’等等之类的说法不可能得到验证，那是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他认为在这些概念的背后：“暗藏着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和价值观——否定、影射、推崇和自我形象的投射。”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中，他就此指出：我不怀疑张炜的个人能力，但我确实看到了张炜在处理这个题目时的“能力不具备”。当然由于还存在着现实规约和心照不宣的语言谨慎（我希望是这样），或许使张炜难以逾越这些界线（在他的文章中，多处使用一些模糊的词汇来描绘当前的尖锐问题，使得有关问题的解释和历史起因的分析反而走向了歧途）——如果他清楚这一点，就更不适合在“不能充分言说”的背景下，来自由地讨论今日之“精神的背景”！
因为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上也发了文章，山西作家李锐看到张炜文章后，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张炜所谈问题是这些年来被大家反复谈起的话题，只是他的角度多了一些纵深感。但是，整篇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都出于一个过分的简化，一个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张炜的副标题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这也是他立论的根本。不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剧烈的市场化商品化，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主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一切弊端也尽如张炜的论述与批评（对此我们也都各自有文章，有过类似的批评），但中国绝不仅仅是处在“消费时代”。起码，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由此他认为：诗意化、道德化地对待历史，这不妨作为张炜个人的文学追求，他甚至不妨从这个立场出发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极端。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所谓修辞立其诚。花3000多万元盖了一座豪宅，然后再著书立说呼吁朴素的生活；简化了事实、选择了利害，然后再完成道德的自我感动；这不仅不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甚至连一个传统的儒者都不如。真正的道德从来都不是在口头上和书本上确立的，真正的道德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行为。我这样说不是苛求，而是按照张炜定义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来衡量的，是按照大师的境界来要求的。或者说这样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张炜作为一个道德宣喻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呼吁的。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精神沙化”问题争论（2）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一些文坛人士的兴趣。如广东学者林贤治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东西，后者对我们的精神构成的影响更大更深。他还质疑所谓“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的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1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还是困境。他指出：“讨论的目的是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寻找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高谈阔论。”作家刘继明则表明了支持张炜的明确态度，他认为张炜的文章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吴亮文章和那个“小众茶园”充斥着一派“拥吴倒张”和口诛笔伐、冷嘲热讽的气氛，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大有将张炜掀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逼人气势，毫无冷静的理性辨析氛围。尽管吴亮的文章引用的尽是些哲学大家的名句，但仅从那种故弄玄虚的做派，照例像他以往那样文辞华丽，富于蛊惑力，虽然他声称从“方法和逻辑”入手，通篇却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成见，热衷于吹毛求疵、断章取义，且的确像一些网友指出的那样恶语伤人，实在有失厚道。在这场争论中起了穿针引线作用的作家陈村，在接受访谈中说道：张炜既然有话要说，写出来很好。我相信许多人是同意张炜的，这使得吴亮的批评更有意义。陈思和把它发出来也很好。张炜很真诚，不光有文才，还有济世之心，为我所不及。至于他具体的论述，因我一向头痛庞大、抽象的命题，没有意见可发表。但他又张炜的私友的身份奉劝张炜：小说家可能还是多写小说更好。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名家遭遇“谑评”几例（1）
“谑评”有别于“酷评”，是指那种以戏谑的态度、诙谐的文笔，对某些对象所进行的批评，有点类乎于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不同于“正说”的“戏说”。这种批评在意蕴上虽依然不失其严厉，但由于外在表述上的寓刚于柔、谑浪笑敖，批评中有意藏匿了怒气与火气，而更多地表现出夹杂在顽皮与俏皮中的机智与机敏。它旨在于嘲讽与挖苦之中揭示所批对象的问题所在，因而读来有趣而痛快，常常给人以特殊的阅读感受。
2005年间，有关“谑评”的批评文章，主要表现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这份原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