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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时候，河边的生活仍保持着古老的手工作坊形式。
手工劳动是家庭式作业，河滩上遍布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还有婴儿。但是河滩上所有的喧嚣，都被捶打大石块上的布匹发出的连续而有节奏的声音所掩盖。洗布工都站着，一手扯住布的一头，一手坚定而有力地捶打着。每捶一下，都发出很响的喘气声，有时这种喘气还伴着零星的歌词，或者呼出诸如“西塔”或者“若吗”的声音。布匹如何能经得住这样的捶打是个谜，好像那些布就是为了经受这种考验而织的。当手工印染的织物在烈焰般刺目的阳光下铺开时，整个河床就像跳跃着五颜六色的音符——蓝的、黄的、紫的和绿的。
这就是河床上永不改变的织布工的生活图景。JohnErikson，inMataNiPachedi，TheTempleClothoftheMotherGoddess，Ahmedabad：NationalDesignInstitute，1968然而，老城却是属于商人的，确切地说，这是商人们的城堡，城堡又按照种姓分为多个各自过着隐秘生活的小城堡。我有一个出生在此地的向导，他是一名知识渊博、思想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使我开始对印度种姓世界观的刻板、残酷与它曾经以某些方式给某些人提供安全和认同（请注意，这种认同贯穿人的轮回的始终）二者作出权衡（这是必须的）。
老城和毗邻的河流被迅速发展的大阿赫梅达巴城包围了起来，这个大城市有很多街道和桥梁，最重要的是，它拥有85家工厂，在125万人口中有12．5万是工人。像匹兹堡一样，或者说像以前的匹兹堡一样，城里混杂着大量来自各地的还没有稳定下来的移民。阿赫梅达巴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这些农人在被纳入劳动大军之前，一般生活异常贫困，进城后，要么找一个卑微的职业，要么住进贫民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头带红头巾、身体瘦小、有男子汉气概的塔切特斯“牛仔”们和他们走路轻盈的漂亮女人，这些牛仔们眼下好似半人马兽，他们骑在自行车上，车两旁颤悠悠地挂着两个硕大无比的牛奶桶。这些城市化了的部族，各自有着他们的舞蹈和庆典，我们经常听到彻夜的锣鼓声（偶尔会被工厂的鸣笛声打断）从这个或那个点着火把的胡同中传出来。
了解匹兹堡，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阿赫梅达巴。比如说，无论哪里的印度人一听到有人要去或者来自这个城市，都要问“为什么是阿赫梅达巴？！”就像当年美国人想知道是什么吸引某人去匹兹堡一样。在这里，喷吐的浓烟也同样意味着繁荣。无论是金钱、文化，还是公共福利，首先都是由少数几个富有的大家族作为封建家族式的礼物提供出来，然后由工会组织通过讨价还价得到的。阿赫梅达巴的企业主，像早期匹兹堡的企业主一样，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带着文明假面具的强盗财主。而这种反感被下列事实进一步证实，那就是这个城市是由“班尼亚人”统治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古老的商人种姓，坚持信奉他们自己的耆那教。阿赫梅达巴的班尼亚人的形象，大体类似于美国的“匹兹堡佬”。他们值得尊敬的地方有：进取、谨慎、现实、妥协和精明。甘地恰巧就出生在一个小镇的班尼亚种姓家庭。他名字的含义即“杂货商”。当他从南非回来时，他把真理学院设在沙巴玛第河边，因为他感到他应该从这个地区开始，用他自己的家乡话来影响印度的广阔地域。但是，很少有受过教育的青年愿意住在这儿，人们倾向于去孟买，或者更远的地方。
仅仅从数字统计和在全国的重要性上看，阿赫梅达巴肯定没有加尔各答、孟买、德里或者马德拉斯那么耀眼。但是长期以来，它都是工会组织最团结、最统一的印度城市，也是现代福利制度最为完善的印度城市。人们必须观察依然贫穷如洗、充斥种姓意识的人群的实际劳资关系（在工厂、各种协会、“取消隔离”的妇产医院中所体现的），才可能意识到在像安娜舒耶朋那样的班尼亚反叛精英的帮助下，甘地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一度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河的对面，甘地的真理学院仍然存在，一部分作为纪念馆，一部分作为接纳以前的“不可接触”儿童的孤儿院。我们应邀参加孩子们的祈祷活动，在那里度过了圣诞节的上午。孩子们看到我紧挨那位消瘦而庄重的主席、用西方人的动作费力地坐到印度垫子上时，他们憋紧的咯咯笑声使肃穆的气氛稍稍有点活跃。
离别墅不远，在通向古吉拉特总督府的林荫大道旁，是古吉拉特官方的“迎宾馆”。有一天早晨散步时，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一个友善体面的老人向我们打招呼。他叫商卡拉尔·班克，在灯节的早晨，我们曾在安娜舒耶朋家里见过面。以前早晨散步时我们经常碰到他，但是他总是谦逊地躲避任何交谈。他是一个表面上怯懦柔弱的人，身穿土布，一肩披巾，牙齿已掉光，神态很腼腆。这并不是说他全无特点；但与我听到过的他的有关事迹形成了对比，据说，在甘地事业的上升时期，他曾是一个卓越的组织者，后来还成为全印度土布运动的秘书。
“你知道这儿发生过什么事吗？”那天早晨，他问我，并把迎宾馆称为法庭。原来这就是甘地1922年受审判之地！年轻时，我曾怀着敬畏的心情，读过甘地和英国法官之间的对话，那个法官说：
甘地先生，您使我的工作变得轻松，因为您承认了对您的指控。然而，我要说的是，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可能与在这个国家担任法官同样艰难。……我不能忽视，在您成千上万同胞的眼里，您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领袖，即使是与您持不同政见的人，也会认为您是一位胸怀远大理想、高贵甚至圣洁的人。……但是我的职责是把您作为一位服从法律的人来审判。
然后，法官询问被告对判决的意见：“如判您同提拉克先生同等的刑罚（在1920年去世前，提拉克这位印度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民族主义领袖曾被判过流放六年的刑罚），我想您不会认为不合理。如果印度的事态允许，政府对您予以减刑或者释放，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甘地承认他受到像提拉克一样的处罚是“他最感骄傲的特权和荣誉”——这也是任何法官能够判给的最轻刑罚。TheGreatTrial，withanIntroductionbyMazharulHaque，Ahmedabad：Navajivan，1965，pp32…34（该报告的重印本1922年在Patna出版。）
此时我才知道，几乎所有现在我可以当做朋友的人都出席了那次审判，只不过有的当时是小孩。事实上，商克拉尔·班克不就曾与甘地一起被指控吗？当我问他是否写有他和甘地一同坐牢的回忆录时，他假装惊恐地摇着头。他现在已经这么做了，用的是古吉拉特语（Ahmedabad：Navajivan，1967）。我知道他曾经精力充沛地参与过那次罢工。经过多次交谈与了解，我也渐渐地感到那次罢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在那次罢工的背景下，我可以想象出甘地在这个城市所产生的魅力，那种存在于他的幽默、坦率和强有力的个性里面的魅力。当我告诉商克拉尔，罗曼·罗兰的甘地传记是如何影响过年青时代的我时，第二天他就带了一本给我，下面是罗曼·罗兰描写甘地的段落：
眼光柔和，深沉，身体瘦弱，瘦削的脸上有一双突出的大眼睛，头上戴着白帽子，身上穿着粗糙的白布，赤着脚。他以大米和水果为食，水是他唯一的饮料。他睡在地板上，而且睡得很少，工作却从不间断。除了他所体现的“无限的耐心和无穷的爱心”，他身上没有什么能打动人的地方。当皮尔逊（WWPearson）在南非碰到他时，本能地想起了亚西济（Assisi）的圣·弗朗西斯。他单纯得像孩童一般。即使是在与对手抗争之时，也举止温和，彬彬有礼。他真诚坦荡，谦虚而不做作，以至于有时他在作断言时显得有点胆小、犹豫。可是你能发现他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从不讳言过错……他着实“不喜欢崇拜他的群众”。他不相信大多数，害怕暴民统治和大众不受控制的热情，仅仅在处于少数时，他才感到放松，在孤独地冥思苦想时，他才感到快乐，此时他能听到体内“尚是微弱的声音”。
这就是那个曾经唤起过三亿人民起来反抗的人，他动摇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基础，也为人类政治生活带来了近二百年来最强大的宗教动力。参见RomainRolland，MahatmaGandhi，CatherineDGroth，trans，NewYork：TheCenturyCo1924，pp3…5。
阿赫梅达巴的研讨会（1）
但是，我还有工作要做；当感受太多太杂的时候，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方式。在约定的时间，与一些年龄不同、态度诚挚的人相聚，关起门来（在印度，通常是演讲的象征）投入自己熟悉的事情——研讨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在大家一起交流各自为向主人致意所带的工艺品时，通常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领悟这短暂现象里所反映出的人情。与会者有物理学家、企业主、医生和教育家。只有沙拉拉德薇身着土布沙丽，代表着甘地的时代。
当然，我讲了我所划分的各个生命阶段。大家除了赞许，也不是没有怀疑，只是被对权威的习惯性服从缓和了。其他与会者都带来了他们的“交换品”——诗人乌姆·商卡乔什他现在是古吉拉特大学副校长。重新整理了梵语经文所描述的生命轮回；维克拉姆的舞蹈家妻子玛瑞丽尼，在河边她的露天剧场与她的舞伴和剧团一起表演了一段舞蹈，演示了印度教有关生命历程的描述。另外一些人对生命中出现的具体危机作了探讨：泰戈尔的童年；出生在以前是“罪犯”部族或种姓家庭的青年的认同问题；女学生和母亲的关系，等等。讨论的概念囊括了从种姓制度到非命定论之种种。我记了备忘录，并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