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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涂有砒霜的《金瓶梅》连同王世贞的信札一起被送给严世蕃,毒药的药性慢慢地起着作用,等到严世蕃看完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页,他就一命呜呼了。当严世蕃的遗体公开供人瞻仰时,有一个奇怪的陌生人,化装披着一件大斗篷前来严府,声称自己曾是死者的生前挚友,现在要求入殓前瞻仰一下遗容。当他被允许进入严府并单独地留在室内时,从房内传出长达数分钟的嚎啕悲哭声,足足使人相信吊丧者是多么的真切悲痛。可是,当这位陌生人匆匆离去后,严府之人来盖棺入殓时,他们发现严世蕃的尸体已被切割成数块,右臂且已失踪。这位奇怪的陌生人当然是王世贞所雇用的了。因为他不仅仅满足致仇人死命,而且还将严世蕃碎尸,以昭雪不共戴天之仇,以尽孝子之责。
以上这个故事当然仅是传说,不可信。但由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靖年间大名士的作品,于是经过几度的附会,就被指实为王世贞。这一说法在三四百年中得到了几乎一致的公认。直到1933年5月,吴晗先生发表《〈金瓶梅词话〉的著作和历史背景》长篇论文,以史学家的眼光和翔实的资料,推翻了世代相传的小说作者是王世贞的讹传,上述的故事仅仅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
二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
早在20世纪初期,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吴晗等前辈学者从文学、小说史、明史、写实成就诸方面对《金瓶梅》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
《金瓶梅》与《金瓶梅词话》其实是同一部书,一码事。不过版本不同而已。版本可分成两个系统,一是有“东吴弄珠客”序的十卷本《金瓶梅词话》系统,一是二十卷《金瓶梅》系统,二者的主要不同有四点:
一、《金瓶梅词话》保留着大量可唱韵文;《金瓶梅》则基本上将可唱韵文删去。
二、《金瓶梅词话》从景阳冈武松打虎开头,依傍《水浒传》的痕迹明显;《金瓶梅》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头,独立性加强。
三、《金瓶梅词话》的回目、引首不够严密统一;《金瓶梅》则比较严密统一。
四、《金瓶梅》修补了《金瓶梅词话》情艺中的明显破绽,文字上做了加工润饰。
两者皆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情节发展而来,把原来的三回书扩大为一百回,变成以描写西门庆的荒淫无耻生活为主要内容。
在这里,让我们简单地向青年读者介绍一下有关“词话”等方面的知识。
“话本”和“词话”原是同一艺术形式,话本可以看作是词话本的简称,或者词话是话本的早期称呼。话本之“话”就是故事,指的是“说话”艺术。宋元时代说话人(即说书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内容有讲史的,有讲小说的两大部分,有短篇的,也有浅近文言的等等。迄今人们对“说话”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理解,一般忽视了它唱的一面。现存记载“说话”的最早专著《醉翁说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就说:“吐谈万卷曲和诗。”可见曲和诗本是话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曲和诗是话本即词话的本身重要组成部分。
“评话”,一称“平话”,因“说书人”讲历史故事时常夹有评议,故称。
“诗话”,古代说唱艺术的一种。宋元时代刊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作品,其体制与“词话”类似。如韵文、散文并用,韵文大部分是通俗的七言诗赞。
“词话”,元明时代说唱艺术之一,有说有唱。也有人认为“词话”即“鼓词”。长篇有明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等,短篇如《清平堂词话》。1967年上海嘉定出土的明成化年间词话刻本十一部,是至今所见最早的词话刻本。明人创作小说章回中往往夹有诗词的,亦称“词话”。如《金瓶梅词话》等,其实《金瓶梅》本身原就是有词有话、有说有唱的一种“说唱艺术”话本。它大约有70万字的文本都可以证明它是词话。如果把《大唐秦王词话》与《金瓶梅词话》两相比较,即可看出两者体裁极为相似,或者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认为《金瓶梅》与《金瓶梅词话》本身内容实际是相同的。
《金瓶梅》全书内容写市井恶棍西门庆,游手好闲,终日和一些帮闲混在一起淫乐,自己有一妻二妾,见了潘金莲后图谋通奸,毒害了她的丈夫武大;武松报仇,错杀了李外传,被刺配孟州,他便趁机娶了潘金莲。以后他又骗奸了有夫之妇李瓶儿,并收用了潘金莲的婢女庞春梅。《金瓶梅》即这三个女人名字之合称。西门庆又贿赂蔡京,做了山东理刑副千户(即提刑,古代官名,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明代在各省设提刑按察使;清为提法使、臬司、臬台)。从此更勾结官府,贪赃枉法,霸占妇女,淫逸无度。李瓶儿与西门庆因为淫欲过度,相继死去。死后,西门庆的正妻吴月娘因潘金莲、庞春梅与女婿陈经济(敬济)通奸,便把她俩卖了。结果潘金莲终于被武松杀死,庞春梅做了周守备的小妾,亦以淫乱而死。这时,天下大乱,金兵南侵,月娘带儿子孝哥逃往济南,经普净和尚点破,知孝哥乃西门庆托生,便令其出家。
这是一部暴露性的小说,它以西门庆的家庭为描写中心,这个家庭上通文武百官,下连贩夫走卒,是当时社会矛盾的集中点的缩影。通过它暴露了晚明社会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衰退、生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风尚的败坏以及伦理关系的紊乱、矛盾、残酷等等。作品的中心人物是西门庆,他是一个豪商、恶霸、淫棍的集合体,集官场、商场和情场三位一体的典型,无耻、欺诈、剥削、狠毒、贪婪,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牺牲一切人的利益。在他身上体现了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极其丑恶、凶残、狠毒的本质。
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均是被侮辱、被蹂躏、被伤害的妇女,但同时她们也以毒辣的手段欺压别人。她们的行为和遭受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她们的生是可耻的,她们的死亦是可耻的,都是受封建制度毒害的结果。作品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首先是对人物性格刻画得鲜明生动,如西门庆的骄横、手眼通天;吴月娘的和顺、庸弱;潘金莲的刻薄、泼辣;李瓶儿的温柔、精细等等,其次是细节描写得很成功,许多描写都具有社会意义。仅就语言来看,是爽朗而泼辣,足以表现人物性格的特征。
总的来说,《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写作笔法完全是一种朴素、白描、写实的笔法。在朴素的写实中,使人物形象真实生动、活灵活现,揭示出真实、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动人的生活情趣。它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转折,影响深远。
但是,这部书还有其严重的缺点,有时对所描写的丑恶现象尚持有欣赏的态度,书中的大量庸俗色情描写使人无法接受和理解,甚至包括一般学士或专业研究者。所以,这部书自问世以来四百多年间争论不休,屡遭非议。
第一,因为《金瓶梅》中有大量色情镜头、淫秽描写,在大的方面或小的方面均有三四十处的性描写,不管作品刻画人物也好,推动情节发展也好,或者揭示某种事物高潮也好……毕竟被读者误会,终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美学价值。
第二,作者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创作动机,迫使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无法了解真相和进一步研究。
第三,因为《金瓶梅》,被为政者和社会上列为“淫书”、“禁书”。清代时政府就明令禁止与销毁,20世纪斥之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反现实主义的书”,从民国迄今各级图书馆列为“禁书”而深锢,从老百姓至一般大学生都阅读不到,就是学者、专家研究亦比较困难。
第四,《金瓶梅》的内容除严重色情而外,暴露有余,批判不足,以“宿命论”、“循环轮回”和“因果报应”等等封建陈旧腐朽之说,迷乱人心,这就造成了以瑕掩瑜了。
在20世纪中,把《金瓶梅》贬为“自然主义的小说”或“反现实主义小说”的论断尚未解决。例如:“其实,就该说《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自然主义的倾向贯穿于全书,并非次要的方面。一部一百回的大书,从头到尾在精细地、不厌其详地描写人物的兽性,如果说这还不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试想自然主义的作品究竟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许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瞥(上)》)老作家姚雪垠在《歧路灯》的序中说:“《金瓶梅词话》纵情描写淫秽行为,成为全书的主调……被视为淫书,不可能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更好的推动作用。”刘大杰先生指出:《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这些说法多么像是明代人的“诲淫”、清代人的“淫书”的声音和观念啊!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就发表了《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在中国早期的小说史第十九篇和第二十四篇辟有“人情小说”专题,把《金瓶梅》列为“明之人情小说”之首,把《红楼梦》列为“清之人情小说”之冠,不无深意。张竹坡已有“世情书”之称,鲁迅先生明确提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鲁迅先生对略其全貌,专注猥黩,因予恶谥的“淫书”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著此一家,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给了《金瓶梅》以全面而科学的评价。
其后,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中指出:“《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