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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中指出:“《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三巨著实为一脉相连的,而《红楼梦》跟《金瓶梅》的关系尤为密切。”确系的评,苏曼殊在《小说丛话》中亦说过:“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册《谈〈金瓶梅〉》中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吴晗先生也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以《金瓶梅》为王世贞作的都是后来一般的传说”,他指出《金瓶梅》写到的事,“都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他通过对太仕寺马价银等大多发生在万历朝的史实的考证,明白地判定:“《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20年(公元1582—1602年)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年)。”他经过对《金瓶梅》的社会背景的考察,认为小说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官僚势力、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吴晗先生的上述论断,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至今仍是颇具说服力的依据。
吴沃尧即吴趼人(公元1866 —1910年),在上海著述甚丰,名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当时颇流行,对政治、社会、经济的黑暗腐败现象勇于暴露,主张恢复传统道德,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在《杂说》中感叹于《金瓶梅》这样的“惩淫之作”,“非独著者之自负如此,即善读者亦能知其意,固非余一人之私言也。顾世人每每指为淫书,官府且从而禁之,亦可见善读书之难其人矣……是岂独不善读书而已耶?毋亦道德缺乏之过耶?”吴趼人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与结撰成果,他说的专家学者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更引人深思。在一个道德缺乏的社会里,这类作品更容易被人与污秽的社会现象挂起钩来受到指责与禁毁,从而把它有价值的部分淹没了。
《金瓶梅》的自然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它过于重视细节描写而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看起来这也许是难以理解的,小说开卷就是“酒”、“色”、“财”、“气”《四贪词》,正文第一回又以《眼儿媚》词作缘起写了很长一段入话。用“情”、“色”二字警劝世人;故事又以南宋末年的时代为背景;“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四方盗贼蜂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抱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然后才说到书中人物武大身上。它不是泛泛几句提过就算了,四个奸臣中,杨、蔡都同西门庆有关。书中还有详细的铺叙:水浒起义则以武松为线索,也同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发生联系。这样一百回的书,《金瓶梅》的故事分明以整个动乱的时代作为背景,作者难道不是也有一番缜密的思考、严谨的用心吗?
《金瓶梅》全书以一首七言律诗作为结束语,这是一般读者意想不到的: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金瓶梅》究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小说,尚需读者在实际阅读后,从实际出发而后论定。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是第一部以现实生活和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表面上写的是宋代社会,其实反映的是晚明社会的生活,内容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气息。它是第一个把笔触深入到了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细致摹写了一个家庭的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喜丧礼仪、社会交往、妻妾斗争以及兴衰际遇,从而为我国长篇小说的取材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最难能可贵之处,更在于它选择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在当时非常典型的,以金银财富为核心的商人家庭,并通过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对中国16世纪社会生活和社会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
《金瓶梅》创作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时正是我国明代中晚期。它的主题是描写当时新兴商人的历史悲剧。它通过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商业活动、社会交往和个人私生活,特别是他如何暴发致富、又如何依附封建统治阶级。最后又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表现晚明时代我国商人的崛起,他们的雄心和孱弱、野性和兽性乃至最终走向自我迷失和毁灭的过程。
但是,由于我国16世纪后期急剧发展的商品经济对于封建社会的冲击,由于当时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自身的不足和缺陷,由于当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决定了先天不足的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使中国商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所以,西门庆的悲剧,正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崭新历史内涵和意义的古典小说,它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暴露封建黑暗,一方面在于描写商业、商人的悲剧,并通过这一悲剧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我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动。
当这部艺术巨制刚一问世,便立即震动了中国的文坛和社会。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著名文人学者,竞相阅读它,评谈它,有些称“奇”称“快”,有些既“惊”又“喜”,称为“奇书”,推崇备至。另一方面,由于它那丰富复杂的内容,尖锐的题材和作者不明等原因,激起人们的探索热情。然而,在更长的时间里,它遭到的是诅咒和禁毁,始终未能摆脱被封建统治者强加的“诲淫”的恶名。
三 新中国成立后《金瓶梅》之际遇(1)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金瓶梅》的研究和出版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抄家焚书之后,它又几乎在民间绝迹了。所以,大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很难有机会阅读到此书。改革开放以后,《金瓶梅》的研究、影印和出版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出版发行数量相比增大,学术研究空前活跃。
建国后《金瓶梅》的影印、出版情况自1949年至1999年,中国大陆出版了三大系统、九种版本的《金瓶梅》。
A。词话本系统:
1。 《新刻金瓶梅词话》:1957年经毛泽东批准同意,文学古籍刊行社根据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印出,两函21册,印数2000部,每部定价40元,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各部正副部长以及少数高级人士,编号登记。
2. 《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删节本,全三册,删去19161个字,印量1万册。
3. 《金瓶梅》(同1):文学古籍刊行社根据1957年影印本重印,1988年4月版,线装,未标印数。发行对象为专业研究人员。
4. 《金瓶梅词话标注》:白维国、卜健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8月出版,全四册,印数3000册。底本是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本、删节本。
B。崇祯本系统:
1.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北大图书馆藏本影印,1988年8月出版。发行对象为副教授以上研究人员,编号登记。
2.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李渔全集》第十二、十三、十四卷收录,张兵、顾越点校,黄霖审定,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印数3500册。底本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有删节。
3. 《金瓶梅》崇祯本会校足本:王汝梅会校,齐鲁书社1989年6月版。这是崇祯本问世以来第一次出版的排印本。一字未删,200幅插图照原版印刷。也属内部发行,主要供学术界使用。
C。张评本系统:
1. 《张竹坡批评——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齐鲁书社1987年版,全二册,印数1万册,底本是张评本清康熙间刊本(甲种)。删除10385个字。
2.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校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印数3000册,全二册,每回有校记、注释。底本是吉林大学图书馆藏张平覆刻本(乙本)。
总体情况是,《金瓶梅》毕竟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既不宜全文公开出版,也不宜普遍发行,所以较之其他文学名著,其印数仍是很少的。
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
毛泽东常常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他对《红楼梦》、《水浒传》如此,对有争议的奇书《金瓶梅》也是如此。
毛泽东在1956年2月20日听取工作汇报时,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加以比较,指出:“《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
1957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一次谈话中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在以后,他还几次评说这部被人误解多于理解的“奇书”。
毛泽东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
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比较。
毛泽东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则不然,在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写得很细致的。”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