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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组，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在会上成了被告。面对批评，喻权域介绍了《国内动态清样》编发有关《中报》评论的经过情况，对未认真核对作了自我批评。不过，他对马丁的文章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肯定马丁文章中有不少好的见解，无原则性问题，可以发表的同时，认为存在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1、从什么‘转向’什么的小标题有片面性；2、对《资本论》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今天的指导意义估计不足；3、‘从本本中走出来’的说法不合适，在理论研究中，克服教条主义是必要的，忽视书本则不对，因此不能说从本本中走出来；4、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过高。”
在当时的气氛下，喻权域的解释就显得很微弱。据参加会议的人事后回忆，喻权域讲话过程中，不断被人打断。与会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清样》上。纪要说：
在谈到马丁文章的同时，冯兰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引者）同志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很大。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引者）同志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每一个环节失真一点，最后就面目全非了。另外还应该提倡信息公开，至少保证作者本人知道。于光远同志认为理论界应提倡点名批评。董辅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引者）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同志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汪永芬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我们一些同志在工作中还往往是不从实际出发，缺乏调查研究。可以借马丁文章来提醒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注意，进行批评要实事求是。
座谈会上，对马丁文章只作了“一般性的评论，没有来得及就它提出的若干观点展开讨论”：
于光远、《工人日报》评论部负责人李禹兴、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曾彦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北京周报》社代理总编汪永芬等同志对马丁的文章从总体上作了肯定。他们说，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存在一些漏洞和毛病。于光远同志说，马丁所说的从批判转向建设，讲的是中国，不是讲世界。在我们过去的经济教学和研究中，恰恰存在讲批判太多，讲建设太少的缺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注重替资本家出谋划策，而我们的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不多，因此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好好放在研究建设上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这次座谈会后的第三天，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集的一个讨论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会上，不少人又谈及了马丁事件。于光远说，这场风波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尽管马丁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马丁的文章是重要的，应当允许其发表，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注意。他还说，马克思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资本论》第二卷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公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时间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须先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允许人们展开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绍文说，“马丁问题”根本不成问题。还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如果香港或海外报刊一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那么这个人在国内肯定要“倒楣”。学术自由、科学发展的环境，目前还未完全形成，“科学无禁区”还没有真正实现。在特别需要大胆探索的时候，根本不顾对方的原意、像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似地搞大批判，全凭外国言论来指导理论工作，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为什么居然得逞一时呢？为什么这种极不称职、谎报军情的“哨兵”仍占据舆论阵地要津？这种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拥有一个宽松活泼的学术生态环境，归根结底不利于开放改革的顺利进行。
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发表《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的文章，4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全文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事件”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讨论。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冯兰瑞、张惠卿、杨继绳等学者的帮助，谨此致谢）
人间何处着疏狂
■ 黄 波
曾经有一个话头，叫“不和七十年代人做朋友”。作为一个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对这种说法略感羞愧的同时，也会暗暗叫好：七十年代人往往轻浮、傲慢，还爱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活该没有人和他做朋友。即如我自己，朋友中也很少同时代人，算是这个话头的一点佐证。
现在拿年代说事儿已经不那么好玩了，曾几何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人纷纷浮出地表，个个叫着“出名要趁早”，七十年代的人已经“老矣”。可是，毕竟还有徐晋如。每每想起这个出生于1976年的人，我就不会对七十年代的人完全失去信心。
“他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因爱好古诗词和戏曲，觉得只有到北大去才能使这些爱好得到更好的发展，于是他就要求转学到北大。清华竟然同意他转出，北大竟然同意他转入”；“他常常穿着古人的长衫，出入于北大各种场合”……这都是在接触徐晋如文字前，看到的有关他的一些资料。那时觉得此人真是世俗社会的一个异数，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按照经验，当一个人的轶事被众口流传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被“符号化”了。随后便是在网站上，读到他的旧体诗，在《博览群书》上读到他的《缀石轩诗话》，这时禁不住有“惊艳”之感了，而这是我读当代人著述中很少出现的一种感觉。我惊异于一个七十年代的人对旧体诗词的体察、把握乃至运用上会达到如此的高度，他对旧体诗格律的纯熟自不必说，那些寥寥数语的诗话，即使放在近现代名家诗话中也是不遑多让的，我更惊异于一个当代人居然能够如此自如地将现代理念和人格精神贯注于“旧瓶”中，套用一句话，他的诗文是“这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再以后，就是读到徐晋如的两本书。《胡马集》，旧体诗词集，2002年出版；《人苏世》，文集，2005年出版。两书印数都很少，这不奇怪，徐晋如有一种罕见的思想早熟，能够接受他的人是不可能多的。
关于徐晋如的诗词，余杰以“深情”、“深思”概括之。这是很不错的。没有“深情”就不会有诗人，天性凉薄者硬做几首诗，只好以风雅或玄机来掩盖冷血。诗人之情既可是对国家民族之“大情”，也可以是小儿女之“闲情”，只要发自肺腑，自是天籁。所以，在徐晋如的诗中，既有《北戴河海边骤雨》这样慷慨悲凉之诗：“牢落乾坤矜此头，沧溟难托杞人忧，狂来横雨幽燕隘，纷坠沙鸥太上愁。国步径应悲老父，民权虚自说神州。鸱夷浮海如长策，东望扶余涕泗收。”也有情到深处人孤独的伤心人语，像《重感旧》这首，诗曰：“惯带疏狂赏夕晖，又因青酒洗春衣。嫣然巧笑情疑梦，特地高吟意恐违。似水流年还自惜，如花美眷上同归。欲凭灵异传心曲，甄枕无由通宓妃。”“人生自是有情痴”，徐晋如的“深情”总让人想起怨去吹箫狂来舞剑的龚定庵。从他的诗看，他是受龚定庵影响颇深的，他的诗中我个人最偏爱七绝，以为冷隽而带一种倔强之气，而这恰又是龚定庵的胜场。不过，他到底不是龚定庵，或者说他要比龚定庵幸运，先后在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吸取精神营养的人，其视野自非“旧学”所能束缚，他的思考肯定要比嘉道之际的旧式士子更为深广，即使是作旧诗，也不会有一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老名士那种下意识流露出的轻薄和风流自赏。“万寿从来终有疆，谀词岂便是仙方。蓬莱烟景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游仙早悔少年狂，自古多情憎帝王。老去江淹尴尬甚，那堪重赋《贺新郎》”，“曾闻浊世有良相，讵料圣朝无直臣。客到淮安休买醉，寻常巷陌倍愁人”……像这样一些诗句，当然只会从今之徐晋如的笔下涌出。试读他的《缀石轩诗话》，“有超世之人，有顺世之人，有游世之人，此数者皆与诗道无缘”，“柳亚子郭沫若有体无象。剑气不以箫心为佐，只一大花脸也”，“程砚秋《花事已开再寄叔通先生》：‘松柏青青入眼同，好花不竞一时红。惊心尚有东篱菊，正在风霜苦战中。’于谐和中隐见锋芒。自来咏菊诗，率皆寄言隐逸，未若此篇独能得普罗米修斯之侠概。俏丽之中，居然肃杀。”……这样的诗论，自然不是陈衍甚至不是梦苕庵能够作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至于七律还是五古这样的形式问题，又怎能桎梏其头脑？
徐晋如曾自述，“平生议论，不出庄周尼采二家”。这倒不是欺人之语。徐晋如的姿态的确既是自由的，也是精英的。以这种姿态作历史、人生和艺术的旁观者，屡有庸常思维梦想不到之处。在《人苏世》一书中，他论伶界两大王梅兰芳、程砚秋精神之差异，真是体察人微妙到毫巅，连我这对国剧完全陌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