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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车马的发现与发掘震撼了世界，无数的人们又幸运地目睹了两千多年前秦帝国鸾驾的风采雄姿与卓越的冶金制造工艺。但很少有人看到几年前在铜车马坑边搭起的那个在风雪中荡动的草棚和漫漫长夜里草棚中两个蜷曲依偎着的身影，更没有人去探知这两个身影的内心深处翻动着的是一种怎样凄苦、悲壮的情感波澜。日本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1984 年8 月来到秦俑馆后，把兵马俑和铜车马喻作“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赏和羡慕的只是这两朵花现时的明艳，其不知“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在秦俑博物馆那间僻静昏暗的屋子里，望着程学华那佝偻着驼背的消瘦的身影，我的心里翻起一阵酸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历尽磨难艰辛而对事业却如此地执著和痴情，对生活依然充满了自信与挚爱的情怀。当我静心地倾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我才豁然开朗。
“俺对秦陵的感情与考古事业的追求，不是在兵马俑发现之后才形成的，早在我踏进考古界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临潼是我的家乡，这块黄土生我、养我，使我长大成人。开始我想以文学的形式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这片山水的爱恋，但当《受骗》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将告别文坛而终生和考古事业作伴了。因为我成了现行反革命，西安戏剧研究室不能再收留我，我也失去了发表言论的权利，只有在省博物馆默默无声地做点细小的工作。1961 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想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乡的主要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来了。1962 年2 月，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县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提出来能否让我也参加，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当时的政治处境相关的。后来在给秦始皇陵立碑时我来了，大概领导看我比较朴实、憨厚，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反革命分子那样凶残可怕，就让我参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劳动。若仔细把秦始皇陵前的碑文和保护标志的志文对比，就会发现，国务院所镌刻的志文是：‘秦始皇陵’等字样，而碑文则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样，这有‘帝’字和无‘帝’字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只有细心琢磨才能体会出个中的味道。
“当时秦始皇帝陵光秃秃的，封土上连棵象样的草也没有，一遇到雨季，封土流失严重，我们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汇报要绿化陵园，文化局调拨了五千元钱给当时主管陵园的渭南地区，从此秦始皇陵园内就有了些稀稀啦啦的洋槐树。但这些树刚刚发芽长叶，就被人折断做了架芸豆、黄瓜之类的篱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向省文化局要了五千元钱，给渭南地区，让他们分给陵园附近村社的社员买石榴苗子在秦始皇帝陵园内种植，谁种谁收。
这样陵园内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树，而临潼的石榴也是全国有名的鲜果，常以皮薄、颗粒大、汁液多、味道纯正著称。当地农民对栽植这种果树很感兴趣。
“由于政治上的厄运，我将近30 岁才结婚成家。当我的女儿长到要上学的时候，秦始皇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开花结果，每到夏季，整个陵园的石榴花一片火红，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为了寄托我对这片土地的爱恋和纪念那段植树的历史，我给女儿起了程蕊红的学名，意思是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坐蕊开花，就要结出丰硕的果实了。1973 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便给他起了个程林红的名字，因为这时我看到陵园里的石榴树已经长大成林了。
“兵马俑发现之后，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随后主要从事秦始皇陵园的考古钻探，现已钻孔五万多个，发现了陵园内外近五百个陪葬坑，估计整个陵园内外、包括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军阵，共有陶俑一万余件，而秦陵地宫的秘密也在钻探中逐渐揭开。同时，临潼县境内的战国、秦6 个帝王陵墓的内在情况也基本在钻探中搞清楚。前些日子有个记者在报上发文章，说我钻探的地下孔道的深度加起来可以穿透地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但要把这些年钻孔的深度加起来，其数字确也是惊人的。自从1974 年我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发掘和钻探，共请过两次事假。第一次是1980 年春节母亲去世了，我回家奔丧，正月初3 回家，初6 返回工地。第2次是1982 年，我的爱人去世了，我又回家住了几天……”程学华没有再说下去，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当我结束采访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时，又忍不住回过头望了一眼那瘦削的身影。就在这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我看到他那紫深色老花镜的背后滑下两道潮润晶莹的光。这是他最后向我发出的无声的肺腑之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无名罪犯”郑安庆
我在秦俑馆奔波，曾数次穿行于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室，每一次都有一种异样的心灵的震颤和曾未有过的收获，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所踏入的是伟大的古代文明与精湛的现代艺术所融汇而成的神圣殿堂。
如果说兵马俑与铜车马的制造工艺和冶金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非凡的创造力与杰出智慧，那么，兵马俑与铜车马的修复以及气魄恢宏，宽阔雄伟的展厅，则完全展示出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建筑艺术水平。我在为这辉煌神圣的殿堂惊诧之余，以同样的敬慕之情静心观赏镌刻在殿堂之上的书法艺术。从墨迹的风格和气韵中不难看出：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几个雄壮的大字为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所提。
“铜车马展厅”五个柔中有刚的字迹则出自久负盛名的大书法家舒同先生之手。
而唯独“第一号兵马俑大厅”几个稳重秀美的篆书难以辨别是出自哪位大家的墨迹。
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是秦俑博物馆陈列部美工郑安庆的杰作。
一个博物馆的美工能写出如此令人叹惊的字体，并且高悬大厅门口上方，毫不掩饰地接受海内外游客的欣赏与品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幸事。我决定亲眼见一见这位幸运的美工，我打算分享他的幸福与欢乐。
然而，当我走进陈列部见到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聪明伶俐，健谈豪爽。他给予我的感觉是口齿愚钝、目光呆滞、行动笨拙，只有那份热情与真诚尚存在他的身心之中。在我以极度惊讶和迷惑的神情得知了关于他的一段苦难岁月之后，才恍然醒悟昨日这个才华横溢、稳健刚强的血性男儿为何变成今天这种模样的。
1982 年9 月26 日，《陕西日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走私犯郑安庆被依法逮捕
本报讯秦俑馆美工郑安庆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备案，又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私自开设刻字行业。从1980 年7 月至1982年4 月，他先后向外国商人走私印章，印料二百五十余枚，用小包裹五十四件邮往国外，从中牟取暴利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五元七角。并收受外商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各一部和兑换券七百三十八元。临潼县公安局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海关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五十条、一百八十四条及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认为已构成走私罪，经县检察院批准，将郑安庆依法逮捕。
（唐世兴）
消息已明确警示世人，郑安庆的灾难是因为他私刻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想不到他不但有一手潇洒俊秀的书法，而且还有刻制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本事。
其实，早在郑安庆上小学时，就迷恋于书法、绘画和金石刻字的艺术，并经过十几年的奋力苦搏，他的艺术创作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书画界的赞赏。自1962 年起，仅他的篆刻印章就先后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体育》、《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延安画刊》、《延河》等二十余家报刊发表近百方，并出版了《毛主席在陕北》的印谱单行本。
1978 年，郑安庆从一家工厂的子弟小学调到秦俑馆做照相与绘图工作。
1979 年秦俑馆开放之后，郑安庆见外宾纷至沓来，便向馆领导人提出了“愿在工作之余用我的刻印小技为外国游客治印，以为博物馆挣外汇”的建议。
他的建议没有被馆内领导者采纳，但却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80 年4 月，郑安庆再次向馆领导人提出了他先前的建议：“现在工作有了秩序，馆内也设了小卖部等设施，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刻些印章为馆里挣点外汇。”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人的许可：“你先刻刻看吧。”郑安庆颇为激动，一种复杂的心理情感驱使着他当天夜里就用自己原有的水墨石刻出了三方印章。他确是出手不凡，三方刻石刀法娴熟、字迹刚劲有力，除正面的刻字外，又颇费心机地在印侧四边刻下了秦俑图像和俑坑简介，以及“××先生×年×月×日赴中国西安参观秦兵马俑坑刻石纪念”的文字。
第二天，郑安庆将三枚刻章及印模拓片拿到博物馆外宾小卖部对外销售。不出三日全部售完，秦俑博物馆由此获得了190 元外汇，从此，郑安庆越发积极地镌刻，外宾小卖部源源不断地销售。至1980 年年底，仅为期半年的时间，秦俑博物馆共获外汇七千余元。
也就在这一年的8 月，日本书法代表团前来秦俑馆参观。当团中的原野茂先生走进外宾小卖部，见到郑安庆篆刻的印模及边款拓片后，大为惊讶称绝，当场买下六枚印料要求篆刻，可郑安庆此时已回老家探亲，原野茂并未失去信心和放弃得到这绝美的篆刻艺术的机会，他给馆内小卖部预付了印款和邮资，提出等郑安庆回馆后为他刻好寄去，秦俑馆服务人员当场答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