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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他给馆内小卖部预付了印款和邮资，提出等郑安庆回馆后为他刻好寄去，秦俑馆服务人员当场答应下来。
这笔交易到此似乎已进入尾声。
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悲剧拉开了帷幕。
郑安庆探亲归馆后，按日本原野茂先生的要求刻好印章并亲自给他寄去。事隔不久，原野茂从日本给郑安庆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对郑的篆刻技艺表示极大的敬佩和兴趣。同时原野茂对自己的经历和爱好作了详尽的介绍：“我已50多岁，现在日本××中学担任书法课程教师，已从事中国书法研究30 余年，有两个孩子……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与帮助……”其感激之情、虔诚之意溢于言表，令人为之感动。
此时郑安庆已自学日语近两年，很希望有一位日本朋友给予自己学习上的帮助和指导。于是，很快给原野茂回信并赠送了自己篆刻的部分拓片。从此，郑安庆与原野茂不断书信往来，成为互教互学的书道之友。
1981 年元月，郑安庆为其家属调动工作，请了几天事假，按照秦俑博物馆的日常规定，这月他因耽误工作而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奖金。
郑安庆心中有些不快，想起自己半年多来为秦俑馆挣了钱，出了力，不但未得到经济上的半点报酬，就是连一句领导对自己的鼓励、表扬之类的精神安慰也未曾得到。一番感慨悲伤之后，他决定找馆领导人谈出自己的想法：
“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友谊商店、书画店、展览馆等经销的书画、篆刻、工艺品，对作者都是按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提成作报酬或奖励。西安友谊商店也设有治印业务，对刻者按50％提成，如遇应急买主，100 ％归刻者。我给外国人治印，工具、印泥全是我私人的，开始卖掉的三方印石，连石料也是我自己出钱买的。我不要求给我本人多少报酬，只想馆里是不是适当地给点奖金，我也好买几本书和几块石料……”未等郑安庆的话讲完，领导的脸色已起了明显的变化，心中也添了大大的不快。“从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领导说完这句令郑安庆困惑不解的话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秦俑博物馆召开支部委员会议，特邀非党员的郑安庆列席。开会之前，馆领导人明确回答了昨天郑安庆的提议：“经过初步研究，馆内对你不予进行什么奖励，你昨天的要求是无理和私心太重的表现，你的手伸的过于长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念……”郑安庆闻听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列席什么党支部会议，分明是在接受警告，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伤害，血气方刚的郑安庆无法容忍和按捺心中的愤慨，他据理力争：“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评，我说的提成是有政策依据的，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则……？领导人更不示弱，同样慷慨陈词：“多劳多得是主要对农村社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你是国家干部，工资就是国家给你的报酬，不存在多劳多得的问题。这个政策对你是不适应的。”。“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儒同志的象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曲儒不归我管，秦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领导人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事例更实际的问题。“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至，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领导人挥挥手，示意郑安庆：“这次你的列席会议已毕，请回吧。”郑安庆愤然走出，大呼不平。领导者悄然落坐，怒不作声。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今后博物馆小卖部将不再收留郑安庆的篆刻印章和拓片，并命令郑安庆停止篆刻活动。
冲突既起，就无平静收场的可能，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也只有就此演下去，否则便不再是悲剧。
郑安庆与日本教师原野茂的书信往来仍在进行。郑安庆为他代买中国的文房四宝及字帖、印谱、篆字字典等印刷书籍，原野茂向郑安庆回赠日本出版的书法、印章等书籍，同时提出：“我的日本学生很喜欢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后多给提供些您本人的艺术作品。”其后，原野茂的朋友白霞洋（原日本书法家访华团秘书长）给郑安庆来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郑安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篆刻了近二百枚姓名印章，通过邮局寄给原野茂、白霞洋和他们的学生。
1981 年7 月，原野茂、白霞洋等再次访华，并带来14 寸彩电一台，收录机一架赠予郑安庆作为酬谢。
原野茂、白霞洋回国后，又先后三次通过日本和中国银行给郑安庆汇款约七千余人民币，其中原野茂的五千元汇款理由是“友人赠与”（日本银行汇款凭据）。
原野茂与白霞洋给郑安庆的汇款引起了陕西中国人民银行的注意，他们把款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的同时，要求该行到秦俑馆了解具体情况，秦俑博物馆领导人借机将汇款单扣留在馆内，未通知郑安庆。
当日本方面的汇款人在信中得知郑安庆没有收到汇款后，立即寄来汇款凭据，郑安庆持凭据赶赴陕西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当他得知此款已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后，又赴临潼询问。
“是你们馆里的领导暂时不让发给你本人。”临潼分行方面回答并当即表示：”我们再到馆里催问一下，是公款由他们领，是你个人的就马上给你。”郑安庆的汇款被扣压三个月后，终于从银行领取出来。
“是不是你把文物弄出去了？”秦俑博物馆领导人向郑安庆询问，神情充满惊讶与怀疑。
“日本人喜欢我的章子，我给他们刻了章子，这是他们对我的劳动报酬和答谢。”郑安庆坦诚地回答。
“以后不要再搞了。”领导人强硬地作着命令。
“给日本人刻书画印是不是犯法？郑安庆毫不服软地反问。
“不是犯法。”领导人回答。
“既然不是犯法，那我还要刻。”郑安庆倔犟地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你就刻吧。”领导人嘴角微微翘起，涨红的脸上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意：“走着瞧！”郑安庆的厄运不久便降临了。
1982 年5 月1 日，美国著名美术收藏家哈默五百年藏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揭开帷幕，秦俑博物馆一美工当时正在北京出差，在荣幸地目睹了画展之后，回到馆内以激动、敬慕之情向同行宣称：“是百年难逢的罕事，很值一看。”酷爱绘画艺术的郑安庆闻听此言，难以抑制心中的亢奋之情，立即找到馆领导人提出：“我以5 月1 日、2 日的值班换成休假，补加一个星期天共三日时间自费到北京去看一下哈默的画展，看成不成？”“噢？！”领导人先是吃了一惊，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郑安庆，沉思片刻说道：“这个问题我不能作主，你到省文物局去请假吧。”“我一个普通的人物，请三天假怎么还要省上批示？”郑安庆显然有些不快，这时的他竟幼稚地认为只是领导对自己的故意刁难而已，尚未意识到一张巨网已向自己撒来。
“你现在已不普通了，不但不普通，还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我实在不敢斗胆批你的假。”领导的话狡黠而虔诚，令郑安庆大惑不解。
“我不认识文物局领导，要去你去，反正这个画展我是看定了。”郑安庆态度明显强硬起来。
博物馆领导人大瞪着眼睛久久地盯着郑安庆的已有些涨红的脸，似乎预感到什么，即刻态度温和热情地表示：“你先在家稍等，我向省文物局给你请假。”5 月6 日，博物馆领导赴西安请示没有回来。5 月7 日上午，仍不见踪影。
据悉，北京的画展将于5 月10 日结束，时间异常紧迫。
心急如火的郑安庆见馆领导迟迟未归，于5 月7 日下午写了“我已去北京看画展”的条子，放到馆领导家中，匆匆赶往临潼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
傍晚，馆领导从西安返回家中，见到郑安庆的条子和确知郑已赴北京的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电话告知临潼具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具有重大经济走私问题的郑安庆已潜逃……”同时连夜组织郑安庆有关“走私”问题的材料送往临潼县公安局。
临潼县公安局接到秦俑博物馆的报案和有关材料，立即开动迅速旋转的机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传真电报并挂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话。5 月8 日上午，临潼县骊山公安分局一名干警和秦俑博物馆保卫科一名保卫干部，携带手铐、枪支驱车火速赶往西安机场，蹬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5 月9 日上午，郑安庆看完画展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家书店购买字帖。
此时一个便衣青年突然出现在面前：“你叫什么名字？”“俺叫郑安庆。”“就是你。”随着青年人的话音，一幅锃亮的手铐“嚓”地钳住了郑安庆的手腕。
“走！”便衣青年声音不大却咬钢嚼铁般生硬。
郑安庆未全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梦游样被带到不远处的东风市场派出所。
“你先等一会儿，”便衣青年说着，将郑安庆顺势按在一把椅子上，又和身边的几个人嘀咕了几句。
十几分钟后，临潼县骊山分局的干警和秦俑馆保卫干事两人走了进来，郑安庆如从梦游的云海里跌到地面，他恍然醒悟了。
“签字吧。”骊山分局警察把一张拘传证摊到郑安庆面前的桌上，如释重负又洋洋自得地说。
“怎么回事？！”郑安庆自被擒获后第一次质问。
“你回去就清楚了。”对方说着，打开铐子把郑安庆手腕上的表橹下；衣兜里的钱搜出，重新钳上自己从临潼带来的手铐，之后收起郑安庆签字的拘传证，押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