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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奏，上颇纳其言，北征之议稍息。
二十六年（癸酉，一三九三）夏四月，诏户部谕天下有司，凡遇岁饥，先发仓廪贷民，然后奏闻。着为令。
秋七月戊申，选秀才张宗浚等，随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华殿。侍讲毕，进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兼陈古今孝弟忠信、文学才艺诸故事，日以为常。寻以东宫官属阙，征浦江郑、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选用。
九月甲子，以郑济为左春坊左庶子，王勋为右春坊右庶子。未几，擢郑沂为礼部尚书。
冬十一月，天下学官入觐，上亲询以民间政事得失。泰州训导门克新敷对亮直，绍兴府教授王俊华文辞工赡。上擢克新为左赞善，俊华为右赞善，谓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华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甲戌，一三九四）夏四月庚戌，上谓工部曰：「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比年以来，时岁颇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授以种植法。又益种绵花，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秋九月庚申，《寰宇通衢书》成。方隅之目有八，东距辽东都司，东北至三万卫，西极四川松潘卫，西南距云南金齿，南踰广东崖州，东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宁卫，西北至陕西、甘肃。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五百里。四裔不与焉。
二十八年（乙亥，一三九五）夏八月己丑，谕群臣禁黥、刺、腓、劓、阉割之刑。秋七月，有道士献书，上曰：「朕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命却之。
二十九年（丙子，一三九六）春三月壬申，诏：「文庙从祀，罢扬雄，进董仲舒。」从行人司副杨砥言也。
三十年（丁丑，一三九七）夏五月甲寅，《大明律诰》成，刊布中外。上御午门，谕群臣以祥刑之意。谕侍读张信、侍讲戴彝以论思为职，「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世道。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擢用之意」。
九月辛亥，命户部令天下人民，每乡里各置木铎，选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又令民每时置一鼓，凡遇农桑时月，晨起击鼓会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责之。里老不劝督者罚。遇婚姻死丧吉凶等事，一里之内，互相赒给。
十一月，上御奉天殿，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上问：「制用几何？」对曰：「五百贯。」上曰：「五百贯，农夫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命切戒之。
三十一年（戊寅，一三九八）春正月，上以山东、河南民多惰于农事，命户部遣人材分诣各郡县，督民耕种，具籍所种田地与收谷粟之数以闻。
谷应泰曰：
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剑讨乱，十五年之间，遂成帝业，开明堂，礼上帝，功云烈矣。然而身在行间，手不辍书，礼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宋叶凌迟，生民无主。西京礼乐，失自周迁；晋代风流，亡于江左；继之元人失驭，浊乱乖离。自古祸乱浸淫，圣学放废，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神灵倔起，智勇挺兴，亦乌能克勘祸乱，率由旧章，拨乱反正，若斯之速者乎！
观其惩宦寺之失而禁内官预政，惩女宠之祸而戒母后临朝，惩外戚之乱而令不封后家，惩藩镇之变而制武臣不预兵食，祸本乱阶，防维略尽。至于着律令，定典礼，置百官，立宗庙，设军卫，建学校，无不损益质文，斟酌美备。遍考百王之迹，深明治乱之故，振坠绪于秦灰，永贻谋于周历。夫沛公老死行间，汉治尽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仅参吏治；唐美贞观，内多惭德；宋推艺祖，外寡经营；求其网罗前哲，范围后王，概乎未之逮也。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二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所以吴札初来，必观周礼；武王下车，不改商旧。盖集大成者难为毁，继至善者难为功。龙门作史，不能成谤帝之书；陆机悲吴，犹能着《辨亡》之论。以视秦中父老，夸美三章；宋室子孙，侈功杯酒，方斯盛轨，风云陋矣。
而或者谓其诛戮韩、彭，广封宗室；猜疑豪杰，迁徙富民；直言庾死狱中，诗过谪戍荒徼；贾谊流涕于剑盘，绛侯摧心于牍背。所以七国之衅，实启养痈；黄巾之祸，不无食报；河北降城，竟无男子；青城仗节，独有侍郎；或亦作法之凉，遂有天道之还乎？盖汴都城陷，尽歼诸王，元季群雄，率起大盗，因而惩噎，不无吹羹。帝性沈鸷，果于屠杀，微类汉高，逊美唐、宋，或以此耳。虽然，隋文不永，谓以急亡，晋武短祚，又以宽败，矫枉之不妨过正，或亦英雄之善识时务也。《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观其开国，规模弘远矣。
第十五卷 削夺诸藩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一三九八）闰五月，建文帝即位，诏改明年为建文元年。帝，太祖之孙，懿文太子之子也。生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东角门，对群臣泣。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皇孙世适，富于春秋，正位储极，四海系心，皇上无过忧。」高皇曰：「善。」九月庚寅，立为皇太孙。时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一日，太孙坐东角门，召侍读太常卿黄子澄告之曰：「诸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汉平七国事为对。太孙喜曰：「吾获是谋无虑矣。」初，太祖建都金陵，去边塞六七千里，元裔时出没塞下，捕杀吏卒，以故命并边诸王得专制国中，拥三护卫重兵，遣将征诸路兵，必关白亲王乃发。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
训导叶居升应诏陈言，极论分封太侈，略曰：「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术，姑以所闻于经、传，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论之。《诗》曰：『彼月而食，则维其常。』今日刑于月，犹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则月敢抗于日者，臣敢抗于君矣。《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国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四裔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及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太祖怒，系死狱中，后无敢言者。至是，太祖崩，遗诏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智，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惧，虑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炇，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佑，以福吾民。葬祭之仪，一如汉文帝勿异。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辛卯，皇太孙即皇帝位。葬孝陵。援遗诏止诸王会葬。诏下，诸王不悦，谓此齐尚书疏间也。
六月，户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报。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颇相煽动，有流言闻于朝。帝患之，谋诸齐泰。泰与黄子澄首建削夺议，乃以事属泰、子澄。一日罢朝，召子澄曰：「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对曰：「不敢忘。」子澄退，与齐泰谋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当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预备久，卒难图。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即燕可图矣。」乃命曹国公李景隆调兵猝至河南围之，执周王及其世子妃嫔送京师，削爵为庶人，迁之云南。
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贪虐状，方孝孺请以德化道之。帝遣之入蜀，使与蜀王居，时蜀王素以贤闻故也。
十二月，前军都督府断事高巍上书论时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诸王，凡以护中国，屏四裔，为圣子神孙计至远也。夫何地大兵强，易以生乱。今诸藩骄逸违制，不削则废法，削之则伤恩。贾谊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臣愚谓今宜师其意，勿施晁错削夺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诸王子弟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自弱矣。臣又愿陛下益隆亲亲之礼，岁时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