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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特和罗吉尔·培根的著作中——以及巴黎人奥托雷柯尔的尼古拉，约翰·布里丹，萨克森的阿尔贝特，欧雷斯默的尼古拉等人的著作。他们满足于经验：“我不谎称所有一切都是确凿无疑，而只要求神学家先生向我说清楚，这一切怎么会发生。”
这些教师被称为行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伟大学者的先驱：如曾是巴黎大学校长的约翰·布里丹，后世之所以知道他，奇怪的是因为他同纳伐拉的约翰娜的所谓骇人听闻的私通，以及他那头著名的驴。据说他“预见了现代动力学的基础”和给物体运动下了一个定义，它十分接近伽里略的“动力”（ impeto）概念和笛卡尔的“运动质”。“当人投掷标枪时，一根轻的木制标枪和一根重的铁制标枪，它们长短大小一样，形状一样，并以一样的速度运动，铁标枪会飞得更远，因为在它身上表现出来的推动力更强大。”萨克森的阿尔贝特则以他的重力理论，“影响静力学直至十七世纪中期的整个发展过程，并激励列奥纳多·达芬奇、卡尔达诺和伯纳德·帕里西去研究化石。”欧雷斯默的尼古拉清楚地认识到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地球一天的运动和坐标的应用，有人说他是“哥白尼的直接先驱者。”按照彼·杜恩的看法，“他论述这些问题的清晰性和准确性，远远超过哥白尼论述同一主题的著作。”这些是有争议的观点，对此也曾有过争论。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这些学者很有灵感，终究长期一直没有结果。在寻求成果的努力过程中，他们的灵感由于中世纪科学狭窄的通道而受到妨碍。那就是缺少科学的象征主义，这种科学的象征主义本来有可能以一种明晰的、在大范围内容易应用的形式把握他们的科学的原则；还有无力把理论发明拓展到实际应用中去的落后的技术；以及阻碍“人文学科学者”进行明确的科学抽象的神学专制。靠了亚·柯伊莱，阿·勒·迈耶尔，安·康贝斯，马·克拉格特和盖伊·博儒昂的研究工作，14世纪学者们逐步展示了他们的奥秘。但他们似乎只是败坏了理性主义的声誉，后来，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反唯智主义
他们加入了目前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反唯智主义。埃克哈特长老的神秘主义对中世纪末期大部分思想家有着明显的吸引力。1449年，中世纪最后一篇重要的经院哲学总论的作者，库萨的尼古拉，起而捍卫埃克哈特，抨击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博学的无知辩解。“智者们告诫我们，最大危险来自思想家对奥秘的传达，这些思想家受根深蒂固的习性的权威所奴役，因为长时期循规蹈矩产生的影响，使大多数人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放弃习惯；犹太人、萨拉逊人受迫害和其他不思改悔的异教徒受难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把由于日积月累而成为他们习惯的见解当作法规看待，并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还宝贵。今天亚里士多德学派压倒了一切，把矛盾的冲突看作谬误邪说，只不过因为对这一原理的接受能够通向神秘主义神学。在那个学派里成长起来的人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意义，并同他们的学说原理相对立。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自己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并进而向高峰攀进，那将是个真正的奇迹，真正的宗教皈依……”库萨的尼古拉在捍卫埃克哈特长老的学说以后，用以下一段话作为结束：“我给你寄上这些说明，供你阅读，并且只要你认为有必要，还可以传给别人阅读，以便这一奇妙的种子由于你内心的热情而萌芽生长，并让我们自己提高到观照上帝的真理的高度。因为我已听说，依靠你热情的努力，这一在全意大利热心人士中间传播的种子，将会结出丰硕的成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种抽象推论将会战胜全体哲学家所有那些钻牛角尖的恶习，尽管放弃传统的习惯很难。千万别忘了，让我经常从你不断的进步中获得教益。因为只有通过你的进步，我才能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靠一种神圣的养料，愉快地聚集起新的力量；这方面我依赖的是博学的无知，并不断努力以享受那种目前我仅仅超过遥远的图景而望到的生活，但我日日都在下功夫接近它。但愿我们衷心向往与永远赞美的上帝，在我们从这个尘世获得解脱的时候，让我们最终达到它。阿门。”
14世纪中叶，理查德·菲兹劳尔夫就已经把他自己背离哲学而向信仰主义神学的皈依，作为一个事例提了出来，并在向基督作祈祷时进行了描述。他向基督祷告说：“真理的化身呵！在我把你当作导师之前，我懵懂无知地听着哲学家们的喧嚣，听着他们反对你的废话，那里有狡狯的犹太人，大胆狂妄的希腊人，崇拜物质的萨拉逊人，和无知的亚美尼亚人……”他在自己的《总论》里有意识地把经院哲学的论据搁置一边，只用圣经的经文。
从此以后，正如我们在库萨的尼古拉那里看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成了主要敌人。菲兹劳尔夫同样写道：“从前我的思想沉湎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论证中，它们只是对极度虚浮的人才显得有深刻意义……”巴黎的一名修道院院长彼埃尔·戴利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态度：“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里，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显而易见的论证的理由……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意见。因此那些顽固地坚持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的人，理应受到严厉谴责。”
约翰·热尔森也这样认为，他是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巴黎大学另一名著名的校长，《仿基督论》一书据信是他写的，书中说：“有些人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弄懂科学。我已经发现，智者说，这也是精神的空虚、徒劳与窘迫。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将要消逝，认识这个世界的事物对你们又有什么用处？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中，不会有人问你们知道些什么，相反，要问你们做了些什么。而在你们匆忙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任何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
就这样，经院哲学为神圣的无知的回归让开了道路，理性的科学为了充满感情的虔信而隐退了，这种虔信反映在热尔森和戴利虔诚的布道词和神学小册子里。这样知识分子就接近某一种人文主义的唯灵论。人文主义唯灵论的近代献身者（ devotiomoderna），熟知它的魅力的，举例来说，就有伊拉斯谟。
大学的民族化：大学新的地理分布
在14和15世纪这两个世纪的进程里，大学也丧失了它的国际性特点。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新大学的建立，它们越来越注重从本民族招生，甚至从本地区招生。
从13世纪开始，在伊比利亚半岛，由于西班牙重新从伊斯兰教徒的占领下收复而带来的进步，由于伊比利亚王朝统治的巩固，出现了教学机构。它们之中虽然有些是从以前就存在的学校发展而来的，但它们不再是自发的和像波伦亚、巴黎、牛津各大学那样逐步形成的。它们大多是在封建王侯和教皇的参与之下创建的真正公共性质的学校。
在巴伦西亚建立一所大学的计划失败以后，在1220至1230年间，由于莱昂的阿尔封索九世的努力，出现了萨拉曼卡大学。它的存在，通过1254年阿尔封索十世的诏令——阿尔封索十世号称“贤明者”，他自己也是著名的学者——和125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允准教谕，最终得到了认可。接着先后成立了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大学（1290年），莱里达大学（1300年），佩尔尼昂大学（1350年），韦斯卡大学（1354年），巴塞罗那大学（1450年），萨拉戈萨大学（1470年），帕尔马·德·马略卡大学（1483年），西奎恩礼大学（1489年），阿尔卡拉大学（1499年）和巴伦西亚大学（1500年）。从14世纪起，这一创办大学的浪潮遍及中欧、东欧和北欧。1347年，根据皇帝查理四世的意旨，布拉格大学作为第一所罗马帝国的大学，由教皇克莱门六世建立。查理四世想借此首先来促进他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发展。随后出现的大学还有：1365年由鲁道尔夫四世和乌尔班五世创立，1383年由阿尔贝特三世重建的维也纳大学；爱尔福特大学，虽然它由两位教皇克莱门七世和乌尔班六世先后在1379年和1384年发表教谕宣布成立，它的真正问世是在1392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1409年由于布拉格大学的危机而成立的莱比锡大学；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特里尔大学，它在1454年就宣布成立，但真正存在是从1473年开始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1456年）；布莱斯高的弗赖堡大学（1455…1456年）；巴塞尔大学（1459年）；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它虽在1459年就获得教皇庇护二世教谕的批准，但从1472年起才开始正常运作；此外还有美因茨大学（1476年）和蒂宾根大学（1476－1477年）。在同一时期，于1425年创办的卢汉大学吸引了勃艮第地区的学生。1364年由卡西米尔大帝建立的克拉科夫大学，1397至1400年间，在符拉第斯拉夫二世雅吉罗在教皇博尼法佐九世的支持下重新修建。在佩奇，1367年起就开始讲授教会法；于1389年建立的布达佩斯大学在1410年有过一段短时间的繁荣，1465至1467年间成立了普雷斯堡大学。瑞典于1477年成立第一所大学——乌普萨拉大学，丹麦是在1478年建立第一所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当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统治着英国的学界时，英格兰的国王们相继建立三所大学：圣安德鲁大学（1413年），格拉斯哥大学（1450－1451年）和阿伯丁大学（1494年）。
在意大利，往往是因为教师和大学生脱离波伦亚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时在摩德纳、雷齐奥…艾米利亚、维琴察、阿雷佐、韦尔切利、锡耶纳和特雷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