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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往往是因为教师和大学生脱离波伦亚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时在摩德纳、雷齐奥…艾米利亚、维琴察、阿雷佐、韦尔切利、锡耶纳和特雷维索部出现了大学。由腓特烈二世作为反教皇的工具而建立起来的那不勒斯大学，只繁荣于腓特烈二世统治时。其他各所大学，只有当获得意大利各王公的支持时才有重要性，他们想把大学当作自己公国的装饰品。这些大学中最重要的是1222年建立的帕多瓦大学，它从1404年起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大学。早在1244年，英诺森四世就在教皇宫廷建立了一所大学，14世纪和15世纪的教皇们试图使它富有生气，一如他们要巩固他们在教皇国的统治权一样。锡耶纳从1246年起原有一所大学，由于1357年皇帝查理四世的诏令，和1408年教皇格雷高里十二世赐予的特权，它重新进行修建。在1248年徒有其名地建立的皮亚琴察大学，1398年乔万尼…伽里·维斯康提予以复兴，使其名实俱全，成为米兰共和国的知识中心。对建立于1361年的帕维亚大学，也在1412年得到维斯康提这方面的推动。在1349至1472年之间，佛罗伦萨大学作为最早的人文主义中心，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这一时期，洛伦佐大公更喜欢把1343年诞生的比萨大学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大学所在地。1430年埃斯特家族使1391年在费拉拉建立的一个大学获得了新生。从1405年起，皮蒙公国拥有一所命途多变的大学——都灵大学。阿拉贡与西西里的国王，豪华者阿尔封索，也于1444年，在教皇尤金四世的支持下，在卡塔尼亚建立了一所大学。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法国大学地区分布。除了在12世纪就已成为重要学校中心的巴黎、蒙彼利埃和奥尔良的大学之外，除了其历史至今尚不清楚的昂热大学之外，前文已谈到，还在1229年为着同阿尔比教派的异端邪说作斗争而成立了图卢兹大学。其他地区，大部分由于与军事有关的原因，只出现一些短期存在的或不知名的大学。博尼法佐八世在1303年就已建立的阿维尼翁大学，只在教皇住在该地期间，有过一段相应的繁荣期。1332年成立的卡欧尔大学只在一个短时期开过课。由王位继承人昂贝尔二世建立的格勒诺布尔大学在1339年以后只是勉强维持着；皇帝建立的奥朗日大学在1365至1475年间谈不上有更大成就。从1407年起，普罗旺斯的路易二世——照蒙彼利埃各民族的用语——把勃艮第人、普罗旺斯人和加泰隆人吸引到了艾克斯。由勃艮第公爵“善心人”腓力在教皇马丁五世的支持下成立的多尔大学，在1481年关了门。王位继承人即以后的路易十一在瓦朗斯创办了一所大学，从1452年起授课，课程限于法学。路易十一作为国王，还在1464年，在他的家乡布尔日建立了一所大学，与此同时布列塔尼公爵又于1460年在南特创办了一所大学，该大学在1489年由查理八世重新使其恢复生机。
法国在由英国人和查理七世分治时，出现了三所大学，它们以后将相当繁荣。英国人方面是卡昂大学（1432年）和波尔多大学（1441年），法国人方面是普瓦捷大学（1431年）。除了蒙彼利埃大学是医学专业知名的学府外，巴黎大学继续是法国各地或法国影响范围内国家的重要知识中心。
然而，大学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废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招生，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普厄尔·基勃勒曾对 14和15世纪大学中多民族现象的消失作了研究。
大学成员和政治
这一过程发生在一个总体发展中。在这个总体发展里，中世纪末期的重要大学成为政治力量，在社会各阶层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有时是突出的作用，并成了大学内部组织起来的民族之间剧烈冲突的舞台。这些民族从此以后为民族情绪所左右，最终适应国家新的民族结构。下面我们就奥卡姆和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阿威罗伊主义政治学说，布拉格大学的危机，以及巴黎大学的政治作用简短讨论一下这一发展。
乔治·德拉伽德在他著名的系列研究《中世纪末期世俗精神的诞生》中，恰好就威廉·奥卡姆与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论点和政治活动作了深入的研究。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差别，奥卡姆和马尔希留仍然一起在14世纪上半叶，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皇帝一道，为反对教皇制度及其对世俗权力的要求进行了共同的斗争。
从他们作为论战者和政论家的活动中，产生了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主要著作《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除了意大利的地方精神，影响他的其他传统也很容易辨认出来。首先是基卜林党人的传统，这一传统以教会和世俗权力分离的原则，亦即皇帝对世俗权力的要求，反对教皇谋取世俗的统治权。在哲学上它涉及阿威罗伊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亚里士多德作出了完全不同于托马斯主义的解释，并在社会哲学方面导向经验论，这种经验论被不确切地称为自然主义，因为它致力于把政治从道德中解放出来，把个人意志置于极客观的现实之上，把社会秩序归结为机械上的平衡，用契约来代替自然。此外还有法学家们和克朗·杜博瓦－诺伽累的影响，后者在13世纪和14世纪之交，就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周围，为正在形成之中的君主制度辩护，而同教皇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这部著作同样也是一份替君临一切的国家申辩的辩护词，它坚持一种建立在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基础上的国家的自主。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证论观点导致已创建的制度的神圣权利：“即使您的主人不信神或荒淫纵欲，如果您反对这一世俗统治，那您自己就堕入了永恒的地狱……”全能的国家要求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权力，要大张旗鼓地宣布国家的统一。国家拥有立法权、执法权和审判权。它是君临一切的：在一定的版图范围内任何臣民都不得反抗王侯的统治。最后，世俗的国家并不满足于把教会驱逐到精神领域，它自己要求承担精神上的使命，要求掌管这个领域的权利。它最终废除了宗教的与世俗的之间的所有真正的差别：“这肯定不是人类的立法者的事务……，去创造和规定宗教信条，因为这些东西是上帝自己的命令与恩准，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然而了解一切允许的和不允许的，由人——不管他们是世俗教徒或出家修士，神职人员或世俗百姓——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已经完成或忽略不做的事，这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事了。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涉及到严格的宗教问题……”以下语句，人们会以为是路德写下的：“所有不属于内心的恩赐生活的一切，所有教会生活的一切，都属于现世和归国家所有。所有执行现世的道德法规的一切，都不再属于教会而属于国家。”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理论，它将开辟自己的道路，并将在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如在马基雅维里和路德，霍布斯和卢梭，黑格尔和奥古斯特·孔德，列宁和查理·毛勒等人中重新出现。
但奥卡姆，尤其是帕多瓦的马尔希留，最终未曾进一步考虑，如果不是把整个全人类，至少也要把整个基督教社会在一个世俗帝国中联合成一体的问题，从而他们同基卜林党人的传统划清了壁垒。
在所有方面，尤其在这一点上，帕多瓦的马尔希留与但丁截然不同。对但丁来说，皇帝反而应成为国家根本统一的重建者。经院哲学的政治学尝试把已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国家扩张到全人类的范围。马尔希留的政治学则认识到民族与国家的多样性。在《和平的维护者》里人们可以读到：“大家都在问自己，如果所有在一个‘公民国家’里生活的人和所有分散在整个地球上的人只有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是否有益；或者相反，如果在彼此不同的，被地理、语言和道德界线分隔的地区中每个集团都有一个合适的政府，这是否会更好。看来大概会是如此，这第二种解决办法会得到贯彻，并且人们必然会在其中觉察到一种天意的影响，这种天意要限制人类不确定的扩展。人们可以同样从中得出结论，大自然通过引起战争与瘟疫以及在人类的脚下设置重重困难，来限制这种扩展。”
虽然奥卡姆和阿威罗伊的学说在政治学方面代表一种远远超出十四世纪条件的极端观点，但它仍引起了明显的反响，因为它们符合理性思考转向政治发展的研究这一个普遍的趋势。这一趋势接受国家统一的结局，同时又从基督教的分崩离析中吸取教训，向分离表示屈从。它选择的是地方分治主义。
第一所民族大学：布拉格大学
这一趋势甚至接受了民族意识。在布拉格就是如此。布拉格大学是在纷乱之中建立起来的。像所有大学那样，布拉格大学原是一所国际性大学，但很快就面临被德意志的教师与学生占有的危险，他们的人数激增，在教会大分裂期间，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巴黎，人数增加得越来越快。对他们的特性和勤奋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捷克人，同他们处在对立地位。种族的磨擦伴随着社团组织的磨擦：问题涉及德意志人统治的“各民族”是否也拥有凌驾捷克“民族”的优胜权？教席与大学官员的职位怎样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这种矛盾冲突完全建立在社会对抗的基础上：捷克人从下层阶级，即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获得支持，而生活在该地区的德意志人，主要代表城市里的富裕市民以及大部分贵族与教士。
杰出的优秀人物扬·胡斯，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立了一种哲学与神学学说，这一学说在许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