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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孚主张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也有某种缓和物议的需要。
直奉和约签署，战争结束，接着便到了政治分赃的阶段。直皖战争后是直奉两家的分赃，而这次只是直系一家，曹锟以为可以关起门来瓜分天下了。当他向吴佩孚询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国家统一时，吴佩孚的回答只有八个字：“恢复法统，重开国会。”
有人认为，恢复旧约法，意味着否定孙文护法的合法性，其实，吴佩孚对南方并不太在意，他的主要矛头，还是针对徐世昌，他要否定徐世昌合法总统的地位，把这位老官僚逐出京门，把黎元洪请回来。
吴佩孚对肃清政治，信心异常坚定。他力排众议，以废督裁兵为先决条件，请黎元洪重任大总统，恢复旧国会，让著名的法学博士王宠惠组织内阁。
受吴佩孚的指示，各省督军纷纷发表通电，支持恢复法统，促进统一。1923年6月2日，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辞职，当天下午便匆匆离京赴津。吴佩孚立即致电国务院，主张请黎元洪复职，恢复1917年被非法解散的旧国会。
从纯法律的角度看，黎元洪的复职，缺乏法律依据。黎元洪1917年7月7日下台后，所剩余的总统任期，已由合法的副总统冯国璋于1918年完全代满，属无职可复。
但支持吴玉帅的人则说，黎元洪的离职，是受武力压迫的结果，不是出于自动，所以不具法律的效力；因此，冯国璋的代职，也只是事实上的代职，而不是法律上的代职。
由于局势不明朗，南方因为孙文要当总统，所以对黎的复职反应冷淡，而北方的非直系省份也发出些营营扰扰的反对之声，令黎元洪迟疑不决。于是，保、洛两地前往劝驾的人便络绎不绝，仆仆于途。黎元洪提出，他复职的先决条件有四项：一、南北统一；二、恢复国会；三、废督裁兵；四、财政公开。
这只是吴氏政治主张的翻版。玉帅欣然命驾，前往天津与黎元洪见面。对统一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声称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由分散而逐渐走向集中，此乃千古颠扑不灭的自然法则。自古以来，从未见有已形团结的民族，而再化为个体独立的原始状态。所以任何分割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论调，不是迂阔，便是荒谬，而不论其为倡联省自治或南北分立之说者，凡此迂阔荒谬之徒，实在不可与谈中国的国民性。
吴氏继而指出，中国立国五千年，虽然有盛衰隆替的时期，但至少名份上从未有损于统一的局面。以人事而论，英雄角逐，成王败寇，老百姓视之为天灾人祸，但从未破坏过中国人的自尊心。即使有外族入侵，而中国文化却并不曾因此毁堕。中国人严华夷之防，是怕“吾其披发而左衽矣”，可是用不了多久，异族征服者持这种论调居然比中国人更激烈。由此可见，“王此大邦”者，终会被大邦所同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地理条件之下，要想把泱泱中华分割为无数小邦，根本就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
吴佩孚终于对联省自治主张，作出公开否定。
事有凑巧，几天之后，广州便发生粤军驱逐孙文事件。孙文在前往上海途中，发表强烈的反对联省自治谈话。后来国民党众口一词，大骂陈炯明勾结吴佩孚，破坏孙文的革命政府，其实，吴、陈二人，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反对联治，一个支持联治，他们都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投机取巧，放弃原则的。
6月11日，黎元洪，这位被张勋赶下台的湖北人，又在直系军阀和政客的簇拥下，回到了阔别四年11个月的总统府。
同一天，吴佩孚致电孙文、伍廷芳，请他们北上共商国是。吴佩孚的政治主张，盖有九点：第一，废除巡阅使和各省督军；第二，裁兵；第三，查抄奉系各要人家产；第四，组织超然内阁；第五，召集国会，制定宪法；第六，划分租税，国税概归中央；第七，各省设省长，直接对中央负责；第八，军队归于国家，军饷由中央发放；第九，各地治安由国军与省警分别担任。
但当时广东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孙文宁愿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败军之将合作，而不愿听吴佩孚居高临下的训话，除非吴佩孚肯信仰他的三民主义。
吴佩孚心高气傲，以为天下事可指麾而定，讵料他的激进措施，不仅未获孙文赞赏，反而导致直系内部分裂。几乎所有达官贵人，都把他视同怪物。曹锟身边食客三千，形成所谓保定系与天津系，和吴佩孚分庭抗礼。他们的目标是把曹锟捧上总统的宝座。
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倒阁。内阁总理王宠惠是吴佩孚扶上台的，内务总长和交通总长的人选也由吴佩孚指定他的心腹出任。背后由津、保两派撑腰的国会声言，当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讨论时，将杯葛内务、交通两部总长。
王宠惠因此拒绝把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财政总长罗文干是王宠惠的亲密朋友和广东同乡，他甚至拒绝向国会支付法定的财政经费。
顾维钧
外交总长顾维钧预感，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他一再提醒王宠惠，解决目前危机只有三个办法，一是把内阁名单交给国会讨论，如果有的人在国会通不过，再作些必要的更动；二是如果不把名单交给国会，那就应提出辞职，这样做也是符合宪法的；三是如果内阁名单中有两位吴佩孚的人遭到国会否决，应该请吴佩孚另外挑选两人补入。
事实上，第一种办法因为国会的反对，是行不通的；第三种办法因为吴佩孚的反对，也行不通。就只有第二种办法可行——宣布辞职。但王宠惠不愿意走这条路。
1922年11月18日，内阁成员在海军俱乐部参加海军总长的私人宴会。散会后，财政总长罗文干在回到私寓时，突然被卫戍司令部的士兵带走。
据说罗文干曾经擅自和德奥商人签定合同，允许以中国未收回利益的无效债券作变相的补偿，没有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外商则从华义银行的预存巨款里支付支票三张，其中八万镑给了财政部，3。5万镑入了罗文干的私囊，构成重大的贪污嫌疑。
次日，外交总长顾维钧跑去找黎元洪，他说，目前内阁是向总统负责的，怎么能不和政府、总理，或司法部长打个招呼，就随便逮捕阁员？
黎元洪矢口否认下过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卫戍司令也佯装不知。似乎谁也没有下过命令。顾维钧据理力争，黎元洪勉强同意释放罗文干，但逮捕令上却明明白白盖有他的大印。政客们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迫使内阁辞职。曹锟发表通电，列举内阁的五宗罪。直隶、江苏、浙江等省也纷纷通电呼应。
吴佩孚怒不可遏，立即通电全国，表明拥护内阁的态度，并痛斥逮捕罗文干是非法行动。
直系的内讧，终于由暗而明，揭布于世了。
黎元洪匆匆到监狱把关了几天的罗文干接出来，以平息玉帅怒气。但这次事件本不是一个罗文干的问题，而是直系内部的斗争。罗文干刚出狱，直系将领（除吴佩孚的嫡系之外）便以集体辞职为武器，向吴佩孚公开挑战。他们的要求包括：一、吴佩孚干政，应由大总统去电斥责，并饬吴佩孚声明从此不再置喙；二、内阁总辞职；三、罗文干还押。
黎元洪手忙脚乱，当天发表了一份措词严厉的通电，奉劝吴佩孚不要“遥断朝政，轻乱国彝，仇者快心，亲者痛首”。次日把刚刚出狱一天的罗文干又送回牢里。
众议院通过查办王宠惠、顾维钧案。在这次交锋中，洛阳方面显然落于下风，王宠惠不得不宣布辞职，黎元洪接受辞呈，这个受吴佩孚支持的内阁被津、保派挤垮了。而罗文干究竟有无犯罪，却一直不了了之。难怪罗文干在狱中哀叹：“中华民国人民，至于今日受身体不自由之痛苦极矣，有非法侵害之苦，有依法侵害之苦。其侵害一也，其告诉无门一也，何日吾国乃有人权宣言也。”罗文干《狱中人语》。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
来自津保派的排挤和围攻，并不足以动摇吴玉帅的声望，相反，政客们在他身上泼的污水愈多，他在民间的声誉就愈高。吴佩孚50岁生日时，文圣人康有为送了一副极尽谄媚的寿联给他：“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不过吴佩孚不是张勋那种武圣人，他是什么马屁高帽都照单全收，但原则立场却是雷打不动，所谓一条鞭主义，决不通融。真正令他的名声一落千丈的，是“二·七罢工”事件。段祺瑞打不倒他，张作霖打不倒他，直系的政客也打不倒他，但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由于吴佩孚的默许态度，两三年间，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发展，蓬蓬勃勃，各路段工人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1922年春，全路准备就绪，于4月 9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决定组织总工会，并把总工会地点设在全路中心——郑州。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参加典礼。
当时谣传总工会一旦成立，即发动全国铁路工人联合大罢工，各地路政、军政当局异常紧张，函电交驰，向吴佩孚告急，请制止总工会成立大会。吴遂下令不得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坚持如期开会，并派代表赴洛阳，向吴佩孚作当面说明。
吴佩孚在洛阳接见工人代表时，工人向他保证，成立总工会只是为了统一沿线各段的工会组织，并无其他不良企图，亦与路政无碍，所谓总罢工，不过是谣传而已。吴佩孚则表示，工人的事，他没有不赞成的。但空穴来风，其来有自，他既已下令不准在郑州开会，就不能收回成命，工人如果同意改时间改地点开，则无不可。
代表返回郑州后商议，国民党籍的工运领袖认为，吴佩孚对工人开会，并无不准，只是误信谣言，命令既发，不能变更，亦属可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