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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居然又想和吴佩孚一笑泯恩仇，以恢复曹锟自由来交换段祺瑞下台。他还给吴佩孚发了一封电报说风凉话：“子玉学深养粹，饱经世故，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策。”《曾虚白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虽然冯玉祥有倒戈将军之称，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七倒八倒，将首都革命完全否定，自打嘴巴，却也多少有点为难。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走开，让部下去干。
然而，吴佩孚对冯玉祥恨入骨髓，一提起这个人便“毛发倒竖，咬齿嚼舌，满口流血”，即使寝其皮食其肉，也不解心头之恨，怎会和他杯酒言欢？吴氏甚至放言，为了消灭冯玉祥，他宁愿和张作霖言归于好。至少奉张有自己的一贯主张，不是朝三暮四之徒。
1925年的最后一天，从天津辗转赴鄂的吴佩孚，在汉口的查家墩总司令部向全国发表结束讨奉战争的通电。各地的直系将领纷纷通电响应。这是直奉携手讨冯的先声。
1926年1月，旧国会议员云集汉口，发表宣言，主张段祺瑞下野，恢复旧国会，选举新总统，并改选众议院，修改宪法。所有主张，和吴佩孚不谋而合。两天之后，段祺瑞宣告辞去执政职。张作霖也公开表示关内之事，悉听吴佩孚主张，对于法统问题他毫无意见。
吴佩孚起兵讨冯，调集重兵猛攻西北门户河南。指挥这场战事的是吴氏手下最得力的战将、讨贼联军副司令靳云鹗。2月28日攻入开封，3月2日克郑州，3月5日陷洛阳。一路势如破竹，国民军一败涂地。
不过，靳云鹗却不想把国民军赶尽杀绝，他认为奉系才是真正的敌人。他的部队在攻占保定之后，便施当年吴佩孚在湖南罢战的故智，偃旗息鼓，派代表到北京和冯玉祥手下接洽。一时间旧直系联合讨奉的谣言甚嚣尘上。
国民军方面提出的条件是：一、释放曹锟；二、恢复法统；三、将京汉全线归吴军；四、国民军驻屯京兆；五、吴国两军协同要求奉军退出关外。
至此，国民军已经自动把首都革命的积极意义，全部抹杀；也就把这场所谓的革命，变成普通的军阀政变。为了讨好吴佩孚，冯玉祥不仅辞职，还取消了国民军的名义。国民军的两员大将张之江和李鸣钟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计，国民军竭诚听命。
国民军终于低头服输了，讨冯的目的已经达到。吴佩孚身边的人，无不欢腾雀跃，下一步就是重新开始讨奉战争。新仇旧恨，这次来个一次算清。谁也没有想到，在冯玉祥倒戈之后，吴佩孚一败涂地，竟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东山再起，重振雄风。这真是一个奇迹。
殊不知，这位吴佩孚大帅，是个有自恋倾向的完美主义者，把自己的形象、举止、言行、声价，看得比青天还高，比泰山还重，一生惟重“义”、 “名”二字，因为惜名，所以重义；惟其义尽，所以名成。他对手下的人说：“大家主张联奉，我听从你们的意见，这会儿又叫我反过来讨奉了，那我还成玩艺儿吗？”
以吴佩孚的性格，既然讨冯，就不能学冯玉祥朝秦暮楚；既然和奉张合作，和战之计就必须直奉双方决定，讨奉的话，根本连提都不能提。
国民军彻底孤立了。现在最后的办法，就是利用他们占有北京的地理之便，把段祺瑞抓起来，或者还可以见好于吴佩孚。
于是，一次新的倒戈，在这种孤注一掷的心理下，又开始付诸实行了。
可惜这次政变，却没有上次那么幸运，当国民军在4月9日晚上包围段祺瑞的寓所时，歪鼻子早已得到消息，鸿飞冥冥，逃入了东交民巷。弋人何慕，国民军的美妙计划顿成泡影。
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把一直软禁着的曹锟放了出来，恢复电讯交通，请北洋耆宿组织北京临时治安会，代行政府职权，然后一面以谦恭的态度表示今后唯吴佩孚马首是瞻，一面悄悄撤出北京。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留了一条可笑的尾巴，从此成为历史的名词。
国民军面临全盘失败，他们唯一的退路，就是回到大西北。
张之江将军临危受命，继冯玉祥之后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替他们的教父指挥这场大撤退。张之江是一位狂热的基督徒，三句话不离“耶稣”，然而，无论从才能上看，还是从威望上看，张之江和冯玉祥都不能同日而语。
撤军在一开始还算井井有条，并且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国民军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固守察哈尔，重点在南口；以一部固守多伦，掩护左翼安全；另以精锐部队迅速夺取雁北地区，巩固右翼，确保后方。
计划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实行起来困难多多。
国民军西撤，在中原看来是一种退缩，但在西北看来，却是大军压境。察绥十三县和山西雁北犬牙交错，对山西来说，恰如芒刺在背。别说地方小军阀，就是阎锡山，也不会让他们顺顺当当回到西北。
直奉两系，为了对付共同敌人冯玉祥，化干戈为玉帛。吴佩孚和张作霖派往太原的代表，络绎于道。吴的代表说：“玉帅（吴佩孚）对冯玉祥倒他的戈，一直耿耿于心。”张的代表说：“咱们三方面合作，消灭一个冯玉祥，那就可以胜券在握了。”阎锡山对谁都敷衍应付：“雨帅（张作霖）和玉帅在中原会师之时，我一定追随。”
对阎锡山来说，冯、吴、张其实都是威胁，区别仅在于远虑和近忧。
阎锡山征询身边文武百官的意见。虽然他们多数认为冯玉祥反复无常、措置乖谬，人人得而诛之，但阎锡山仍然不肯遽下决断。在经过从1月到4月的犹豫之后，他才下了先搞掉姓冯的决心。
3月中旬，山西的军队攻占顺德，便是试探性的一步。顺德驻军是国民二军的部属，城里还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的山西人，名叫孔庚。他是反阎的健将，阎锡山借口要抓他归案，攻入顺德，消灭了驻军。孔庚抓到了，但两个月后就放了出来，还送了三千块旅费。可见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当国民军从北京撤出时，直奉晋三方联合围剿国民军的形势，已经告成。
国民军向西退却，奉军尾随追击。国民军面临前后受敌的局面。为了首先击破山西之敌，国民军从一开始就集中兵力猛攻雁门外十三县。
晋军的前敌长官昏庸无能，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还躺在床上抽大烟。阎锡山急忙阵前易帅，才力挽狂澜，得以保持对峙状态。
8月1日，奉军同时向南口和多伦发起总攻。南口的炮声，连北京都隐约可闻。奉军的每一次进攻，都被国民军猛烈的炮火击退了。一度野草茂盛，遍山灌木丛的山头，变成了一片布满断树枯草和尸体的荒野。双方胶着了几个昼夜，奉军一面继续以步炮兵向南口猛攻，一面派遣大军由热河向多伦、沽源包抄。
国民军劫数已定。愈来愈多的奉军增援部队穿过荒凉的山野来到前线，进攻势头也日见凶猛。张作霖给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请他把晋军撤到古店、孤山，固守雁门关。等奉军攻克多伦，威胁张家口时，再行出击。这个建议正中阎锡山下怀，他立即把队伍从火线上拉了下来，退到雁门关，凭险固守。
这时吴佩孚的军队正开赴大同。阎锡山急忙去电阻止，声称晋军有把握坚守大同，不必烦劳直军继续前进。他害怕直军侵入他的地盘。
不久，奉军攻占多伦，南口的国民军士气大落，全线动摇。奉军于是长驱直入，追奔逐北。国民军的撤退变成了溃退，士兵们骑着抢来的毛驴、骡子和马四散逃窜，在途中又不断受到红枪会的袭击，辎重丧失殆尽。事后苏联顾问描述国民军溃退时的情景：“他们乘火车逃跑时，不遵守任何铁路运行章程，火车一列接一列地开，遇到红灯信号时也不停车，结果，不止一次出现翻车事故。”［俄］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版。
张之江扔下了队伍，在手枪队的掩护下逃到了绥远。由于极度的惊恐劳累，他竟得了个眼斜口歪的病症。
检讨失败原因，首先在于士气的低落。自从直奉重新结盟以来，国民军观音打成北帝样，白脸变成了黑脸，上下被悲观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退回大西北，本身就是无奈的下策。
其次在于指挥系统的失灵。冯玉祥走后，国民军的统帅机构一直半瘫痪，将领之间的互相倾轧，日趋激化。打起仗来，东攻西不动，西攻东不动，整个战线没有一次总攻。
冯玉祥自己避开，原是让部下扮演向吴佩孚乞和的角色，没想到离开了他的国民军竟不堪一击。号称“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的“革命军队”，一旦战败，也和其他军阀一样，烧杀抢掠，携械落草，种种痼疾，一应俱全。
在这次惨败中，国民军的精锐损失泰半。第一军几乎全军投降阎锡山；第五军纪律最严明，也损失了一半的兵力，不少溃兵都当土匪去了。在国民军中工作的苏联顾问绝望地说：“西北军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然而，在这危难关头，便显示出冯玉祥的高瞻远瞩之处。他早在一年前派遣一个师开入甘肃，就是为了给国民军留条后路。现在这条后路起大作用了。
冯玉祥从苏联兼程回国。在苏期间，这位西北老农已经加入了国民党。而且据他说，国民军全体官兵也都“正式登记加入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了”。当时国民军几十万官兵正在浴血苦战，不知如何正式办理入党手续？无疑这又是他们这位教父的一项杰作。
不管怎么说，加入国民党对冯玉祥的政治生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返国的随行人员中，不仅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前呼后拥，先声夺人。
冯玉祥在五原见到了他的部属，败军之将，难免神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