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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在五原见到了他的部属，败军之将，难免神丧气沮。冯玉祥问：“在五原还有多少部队？”
他得到的答复是：“只有四千余人了。”
冯玉祥双手叉腰，以气吞山河的气派说：“多了！只要有四百人，我们就能有所作为的。”
果然，冯玉祥的身影在大漠上一出现，国民军被打散的官兵便纷纷归来。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牧马悲吟，胡雁夜飞，黄河的儿女这回要杀向中原了！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就在五原收拾旧部，大誓三军，宣告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到会授旗。
饱经患难的国民军又死而复生了。
当初投降山西的国民军，大部分驻扎在包头，冯玉祥单刀赴会，要把他们悉数拉出。阎锡山的代表也闻风而至，向冯解释这次在大同截击国民军，乃一时误会。
冯玉祥爽快地说：“自己远在异国，小兄弟们，不了解阎省长的衷怀，以致引起双方的误会，兄弟深为惋惜！但愿此后永远推诚相与。”
一句“误会”，不知多少士兵的血白流了，命白丢了。
为了东山再起，冯玉祥不仅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也必须和阎锡山保持友好关系。
1926年，中国的前途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历史又给了中国人一次选择的机会。
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挥师北伐，饮马长江和底定东南，已成定局。吴佩孚因为不愿意和冯玉祥言欢，面临着南北两面受敌的局面。当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吴佩孚困守查家墩总司令部一筹莫展之际，他手下的大将竟纷纷向南方革命军输诚，发炮轰击吴佩孚的总部，又切断查家墩周围的交通，只留下通往法租界的一条出路。
吴佩孚终于意识到，他的事业在冯玉祥倒戈时，已经结束了。他的东山再起，不过是回光返照，迅速地化作尘烟。
昨日之日不可追，吴佩孚禁不住一声长叹，把一切放下，率领残部突围北去，辗转逃往四川。途经嵩山时，这位名满天下的常胜将军，突然萌生剃度出家的念头，经夫人极力劝阻，才怏怏离去。回想一生，如此如此复如此，一时无限唏嘘，赋诗自叹曰：“他年容吾一抔土，不须伐石姓名叙，自古贤豪几坟茔，茫茫烟蔓寻何处？”
左右的随员听了，无不怆然泪下。从此吴佩孚便成为明日黄花的历史人物了。
南方革命军虽然横扫长江以南，但是对西北和东北，实有鞭长莫及之虞。大漠西域、塞外边关，南方人水土不服，即使挟新胜余威，亦不足以一举歼敌。因此，如果能兵不血刃而使西北变色、东北易帜，当为上上之策。
在莫斯科的时候，鲍罗廷曾经对冯玉祥说：“您的救国大策，如果比国民党的好，那我们都愿意离开国民党去为您的主义效力；倘若您没有这种计划与方策，那就请您赶快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的主义，大家一致努力，完成革命。”
作为回答，在五原誓师时，冯玉祥大声疾呼，从今以后，要站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继续前进。既然北洋集团要联合起来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位北洋正统出身的倒戈将军，这次索性来个彻底的倒戈，倒整个北洋集团的戈。
但像往常一样，他对自己大声疾呼的政治口号，并不一定认真实行。他拒绝在国民军的宣言中写入有关社会制度改革的内容，也拒绝把国民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由此可见，他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挂起了青天白日旗的冯玉祥，麾军南下陕西，当然不是去打吴佩孚，而是忙于抢地盘。不管怎么说，他对直系还是心中有愧的。直到1926年底，他才杀出潼关，不过还不是真的去打直军，他已经明确表示，要保全自己的军队，假他人之手去打仗。
当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南方政府便向山西频送秋波。众所周知，阎、冯是西北的两大枭雄，他们的向背，决定着西北江山的颜色。想当初，娘子关外，直奉两系的使节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而现在，时隔不过数月，物换星移，阎锡山的座上客，成了从南方来的密使。
阎锡山的态度十分暧昧。他既敷衍南方政府，答应在1927年5月5日举事，又敷衍北洋集团，发誓决不背叛。
为了争取阎锡山，南方政府重币甘言，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为酬。但这位千年老道，依然首鼠两端。直至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宣告就任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分兵六路协同北伐，西北局势才大致明朗。阎锡山于6月在太原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改挂青天白日旗。
然而，阎、冯二人玩的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把戏。冯玉祥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却慢慢腾腾，尽管河南的红枪会爆发了全面暴动，豫军早已阵脚大乱，但冯玉祥还是花了一个月才打到郑州和开封。
然后，在郑州他又玩起了政治阴谋。
第九章“军事北伐，政治南伐”
【壹】在宁汉对峙的局面中，冯玉祥充分显示出没有政治理想的机会主义性格。他既答应了和武汉政府合作，但马上又反戈一击，投向了南京政府。
1927年初，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在军事战场上，北伐军节节胜利，夺取了半壁河山；更添西北易帜，阎、冯杀向中原的声威，北洋集团的覆灭，已成不易之局。
然而，在一片祝捷的欢乐气氛中，国民党人忙于接收北洋遗产，把污泥垃圾也一同接收过来。结果，军事上的胜利愈辉煌，投射在“革命”这个巨人背后的阴影，也就愈深重。南方政府内部，自1926年冬天开始，暗潮迭起，渐呈汹涌澎湃之势，最终分裂成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
武汉政府的政治领袖们大都是湘、粤两省的南方人，他们所关心的是怎么解决南方的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因为从粤、桂、湘、赣传来消息，乡下的农民斗地主、分田地，闹得军队人心惶惶，个个都担心家里是不是给农会抄了。武汉政府的唐生智将军打到河南，就不想再打了，军官们都急于回湖南老家，保卫自己的土地，免遭农民没收。
南京政府的政治领袖们大都是江、浙两省的东部人，他们对农民问题并没有武汉政府的那种切肤之痛，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怎么保护上海租界、工商业以及继续获得东部财团的支持。
而南京方面，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向法租界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上海的中外财团，作为支持蒋介石的决心，立即赞助了他1500万元，并且慨然答应他在南京成立正式政府以后，再赞助3000万元。
宁、汉对继续北伐，都不甚热心。因此，武汉政府的北伐止于湖北，南京政府的北伐止于江、浙，便势不可免了。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宁、汉分裂，郑州（汉方）和徐州（宁方）的北伐军，可以齐头并进，直捣北京，完成北伐大业。其实这都是一厢情愿，不了解军阀的心态。
宁、汉的止步不前，给雄心勃勃的西北人造就了问鼎中原的大好时机。
在宁、汉的政治斗争中，冯玉祥成了一块至关重要的砝码。
西北军一出潼关，武汉的政治领袖们——如汪精卫、谭延辏А⑺锟啤⑻粕堑热恕忝Σ坏瑰锵嘤崎拙徒蹋谥Ｖ莺头胗裣椤肮采坦恰薄�
1927年6月10日，参加郑州会议的汪精卫、孙科、谭延辏Ш嫌�
6月10日，双方在陇海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里举行会议。西北军的军官们兴高采烈地称赞他们的总司令有办法，在西北吃了那么多苦头，终于又回到河南来了，“说不定还能一口气打到北京过年呢！”他们用力拍着南方人的肩膀，竖起拇指赞扬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把“联俄容共”说成是革命成功的必要保证。南方人一面苦笑，一面也吹捧西北军如何神勇无敌，劳苦功高，今后北方的军事，只有冯玉祥能担起这副重担，简直是斯人不出，奈天下苍生何。
汪精卫等人你一言我一语，争着向冯玉祥诉苦，说武汉被共产党搞得乱七八糟，商店店员只顾游行开会，不做工作，也不许店主停业。每次开群众大会，都说有几十万人，其实连一万人都不到。
冯玉祥忽然发现自己由一个在北方混不下去，投奔革命的旧军阀，变成了革命的仲裁者。但汉方代表愈是心急，他愈是天南地北，高谈阔论，只字不提反蒋，汉方代表摸不透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还以为他和蒋介石有了密约，吓得匆匆跑回武汉去了。
汉方的首领们，不仅恭请冯玉祥出任河南省主席，还答应把唐生智的湖南兵统统撤回湖北——这当然是个顺水人情，唐生智的队伍已经极端厌战，再不撤回，也将酿成大乱。汉方在冯的身上作了大笔投资，无非想让他表个反蒋的态度。但冯玉祥深谙待价而沽之道，故作举棋不定状，等候价码继续上升。
6月6日，阎锡山发表易帜宣言，也表示要保持独立，等待宁、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也在等候冯玉祥的去向。
武汉的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抱怨说：“为了联合冯玉祥，国民党中央和共产党中央号召工农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现在这一联合实现了，可是它给工农带来一些什么利益呢？”
郑州会议一周之后，冯玉祥跑到徐州和蒋介石会面。他对欢迎他的南京大员们说：“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作霖）吴（佩孚）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一顶赤帽子戴。”
其实，这并不是南北联合，而是西部和东部的联合，是东部财阀和西部老农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携手合作。武汉政府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根本满足不了冯玉祥的要求；而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