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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之后，国府发表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实际上是把他调离第二十师。冯玉祥痛骂第二十师军风纪败坏，简直和土匪差不多。韩复榘自然又伤心又愤怒。
5月间，长江战事已经接近尾声。冯玉祥深感机会稍纵即逝，时不我与，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从南京赶回河南，准备大干一番。
韩复榘听说他来了，躲到许昌不见面。冯玉祥在省府开会，痛骂韩复榘生活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韩复榘在许昌流着泪说：“我要开小差不干了。”
这些话全都传到蒋介石那儿了。
当局势开始明朗，桂系已经呈土崩瓦解之势时，冯玉祥宣告出任“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急急地命令韩复榘和石友三，率领13万大军直扑湖北。名为和蒋夹击桂系，实为抢夺武汉地盘。可惜这回又慢了一步。他的部队刚开到广水，武汉已经被中央军占领。
蒋介石对冯玉祥和韩复榘之间的恩恩怨怨，看得非常清楚，他送给韩复榘200万元，另送100万元给石友三，还答应以后每月分别给韩、石协饷60万元。这13万大军就归蒋调遣了。
5月26日，韩复榘宣布服从中央，就任蒋介石委任的西北军总指挥，将部队从陕县东开；石友三就任第十三军军长，把部队从南阳调到豫东南。
冯玉祥在华阴听到韩、石倒戈的消息，开始还不相信，等到证实以后，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不停地咒骂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正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了！
5月17日，西北军将武胜关隧道和附近的三座铁桥炸毁，不久又将信阳、柳林间的两座大铁桥炸毁。18日再将黄河铁桥炸毁，使平汉路全线瘫痪。然后，冯玉祥借口中央克扣军饷和截留赈粮，将军队全部调集潼、洛一带。
蒋介石恨得牙痒痒，他说：“陇海路和平汉路破坏得这么厉害，至少要三个月才能修复，我以为共产党还不至于此，历年国内战争，也从来没有这样破坏过的。”
对克扣军饷的指责，蒋介石回答：“他们西北各省不仅没有解过一个钱到中央来，中央每月至少发50万，或者80万至100万津贴他们，前一个月甚至发到150万元，他们还说没有军饷，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买了几多飞机、军械、枪弹，从德国法国源源运进来。”
对截留赈粮的指责，政府也作了公开答复：中央给西北的赈粮，实际上“反被地方阻隔，现金则截购军械，赈米则移作军粮，巨万赈款，用途不明”。
5月24日，国府下令免去冯玉祥本兼各职。两天以后，阎锡山一面电约冯玉祥共同下野，一面向中央辞去本兼各职。冯到了山西，阎、冯二人抱头痛哭。阎锡山把冯玉祥安排在太原附近的晋祠居住，每隔两三天就去探望一次。表面上亲密无间，其实是把冯玉祥软禁起来。
阎锡山向蒋介石暗示，他可以把冯玉祥永远关下去，也可以马上把他放出来。他掌握着这块和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
和冯玉祥一样，这位山西的钱鬼子准备了两套人马，一套用来接待南京方面的代表，指天誓日，竭诚拥蒋；另一套用来接待各方面反蒋势力的代表，高谈阔论，誓死反蒋。
蒋介石也明白阎的用意，他匆匆赶到北平，约阎面商一切，并公开辟阎、冯合作的谣言。7月24日，中央委任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官。
效忠冯玉祥的西北军也通电拥戴阎、冯为正副司令，想把阎锡山硬拉下水。随后，西北军分九路向中原挺进，陈兵河南。陇海、津浦线同时告急。蒋介石立即调遣大军在陇海、津浦二线布防。
汪精卫
以汪精卫为领袖的国民党改组派也活跃起来，在上海召集张发奎、薛岳等南方将领和拥汪革命同志会秘密商议。所谓“改组派”，即1928年冬，由陈公博等政客在上海搞起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头头大部分是广东人。他们指当今的南京政府，“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因此要集合革命同志，改组国民党，挽救已经没落的国民党。
汪精卫自从1927年在一连串的政治斗争中，连连败北，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远赴法国。现在他觉得是回国的时候了。他还要和蒋介石再较高低。
陈公博竭力劝说张发奎响应冯玉祥反蒋，挥军夺取武汉。张发奎是广东始兴人，汪精卫的忠实拥趸，他的第四师在北伐时是赫赫有名的铁军。但张认为贸然响应反蒋，无异自寻死路，因为夺取武汉不难，要守住武汉就很难。蒋介石兵力占优，在武汉先消灭了第四师，再倾全力对付西北军，也还完全来得及。
陈公博为了逼张发奎下水，以明码给宜昌的第四师去了一电，称冯玉祥请张发奎担任讨蒋军右翼前敌总指挥。蒋介石马上在南京召见张发奎，问他是怎么回事。张发奎吓出一身冷汗，坚称这是陈公博搞的鬼，他决无此意。蒋介石说，既然是陈公博搞鬼，那么你的第四师立即调陇海路讨伐冯玉祥。
第十章从城市到农村的战争
【壹】对于蒋介石来说，利用帮会控制东部财团，也许比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来取得东部财团的信任和支持，更加简单易行。
中国东部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地图上看，它包括了安徽长江沿岸平原、巢湖平原和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三角洲。这里地势低平，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河汊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
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上海，就位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顶端，海拔高度仅四米左右，扼长江入海口的咽喉。1842年，清政府与英、美、法等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英、美、法等国相继开辟租界。从此，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孕育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国外贸易商品有 40％经过上海，规模较大的各类工厂，也都集中这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人口也在急剧增长。1927年，上海的人口（不含租界）已超过150万；而公共租界的人口近100万，法租界的人口也在10万以上。一个现代大都市，在中国的东部，平地崛起。
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最深的地区。这里的区域性文化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和商业色彩，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由于中外通商，刺激了工商业的发达；现代工商业的发达，必然破坏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从而催生新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嬗变过程。
东部中国处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之中，每一个民族主义者，都面临着非常尴尬的选择：他们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又放不下泱泱大国的架子；他们虽然有勇气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却没有勇气承认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知道西方巨额贷款和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但又害怕门户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害怕亡国，害怕自己在历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中国也因此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彷徨的历史。
对许多际会风云的政治领袖来说，出生地点往往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地域的差别，奠定了不同的早期教育。
蒋介石出生在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这里毗邻大海，当刮东南风时，几乎可以闻到从太平洋吹来的潮湿空气。大海那边是日本、美国和欧洲大陆。如果它们想闯进中国大门的话，这里会首先听到撞门的声音。从奉化北上30公里就是宁波，从宁波乘船136海里，就到了上海。
蒋介石的家庭，从祖父那一辈起就是经商的。他们拥有溪口镇唯一的一家盐铺。和许多商人一样，他们对博取功名并不很热心，蒋介石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白丁。蒋母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父亲是乡间豪民，曾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招集流亡人民，开垦因太平天囯战乱而荒废的土地。
蒋介石11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就学。学习的课程包括周秦诸子、易经、左传、纲鉴、曾文正公全集、孙子兵法，以及学作“策论”。这是考秀才的必修课程。14岁那年，蒋介石参加了唯一一次“童子试”，他深感失望和厌倦，并决心再也不参加这种考试了。
在蒋介石的青年时代，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毅然剪去辫子，远渡重洋，到日本留学。
1906年，蒋介石结束了第一阶段在日本的学习，返回国内。次年，朝廷陆军部在保定创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规定每省考取40人，蒋介石是浙江录取的考生之一。一年以后，他在炮兵科肄业，随即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
在日本，蒋介石众多的朋友中，有一位对他的影响最深，这就是出生在浙江吴兴的陈其美。他是一位商人兼流氓革命家，上海秘密帮会的大阿哥。从27岁开始在上海经营丝业。蒋介石加入同盟会是由他介绍的，认识孙文也是由他介绍的。这两件事，决定了蒋介石的一生。
辛亥革命爆发，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起义。蒋介石从日本带回来了12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一下船就参加了上海的战争。蒋介石在杭州组织了一支以刀棍为武器，甚至赤手空拳的“先锋敢死队”，攻进了浙江巡抚的衙门。
从这个时候起，蒋介石就和江、浙结下了不解之缘。
青年蒋介石
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蒋介石的活动区域还是在上海。尽管蒋所依赖的上海是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地区，但蒋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些最具封建色彩的军阀一样，是一位地域观念非常强的政治领袖。籍贯成了维系利益集团的重要纽带，这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