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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底，国军训练总监何应钦将军誓言“非将现有陆军大加裁减不可”，他重申五中全会的决议，军费不得超过全年收入50％，全国兵额只能80万（海、空军另定）。胡汉民也发表了《整理军队的十大意义》一文，疾言厉色，力陈编遣的重要性。一时间，裁军的呼声响遏行云，深入人心。
冯玉祥、李宗仁都到了北京，大家都深知编遣会议关系到自身的生存问题，因此都在密锣紧鼓地活动，冯玉祥的策略是先捧蒋、拉蒋，消灭三、四集团军，将来有机会再把蒋推倒。但蒋介石此人，是从上海交易所里混出来的，工于心计，精于权谋，并非布贩曹三可比，怎么会让冯玩于股掌之上？
1929年元旦，编遣会议在国府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1月5日上午在国府第一会议厅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
会议一致决定废除大卫戍区制，军制以师为单位，师的驻地，即其卫戍区域。师与中央之间，不再另设承接或统辖机关。中央对各师驻地，可随时更调。其理由计有六条：一、军政统一；二、不致有类似从前巡阅使督军之类的军阀产生；三、节省经费；四、训练统一；五、地方政治不致为拥有巨大军权者操纵；六、遵照孙中山建国大纲，以县为自治单位，不应再有大卫戍区制的设置。一番大道理，冠冕堂皇，可惜全是纸上谈兵。
1月8日，召开第二次会议，由各集团军、各路军报告缩编的情形和收支情况。在涉及到利害关系时，会议气氛，便陡然紧张起来了。冯玉祥突然提议，这次会议不谈裁兵，先谈裁将。应该先论功行赏，安置将领，以免动天下之兵。
代表南方利益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附和冯的提议。李是广西人，他要求广西军队仍由中央供给军费，四集团军的名义仍然保留。
蒋介石一心只想先干掉冯玉祥，对桂系的要求一律答应。
冯玉祥四面树敌，在会议期间和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同时作对。在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的方案是：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阎锡山受蒋介石的委托，也提出了一个方案，除将一、二集团军的12个师减为10个师，其他大致相同。与会者多赞成阎的方案。
第二天冯玉祥便告病假，只派代表出席会议。他在长江边秘密安排了一条船，以便随时说走就走。
蒋、冯二人已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蒋介石痛骂中国的募兵制，把无赖、流氓、土匪都招募到军队里来了。冯玉祥的代表立即反驳说，第二集团军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由冯玉祥和上级军官一一看验的，决不是土匪、游民、无赖。
在后来的会议上，冯玉祥又给自己加码，提出：一、冯本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二、首都卫戍司令须由冯委派；三、鹿钟麟等人均须给以部长职务。完全是当年倒阁逼宫的口吻。
冯玉祥指责第一集团军是御林军，蒋介石把钱都给了他们，其他集团军已经有半年没有发饷了。其实当时全国税收尚未统一，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被当地驻军把持，像阎锡山占领平、津，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收机关，便由阎锡山控制。其他二、四集团军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冯玉祥说二、三、四集团军都是嗷嗷待哺的饥兵饿将，但编遣会议刚开完，阎锡山便大规模扩军，由原来的17个师扩编为30个师、四支保安纵队、四个骑兵师和七个炮兵旅，钱从何来？能参加这个会议的，没有一个穷人。
冯玉祥提出裁兵的原则应该是裁弱留强，裁无功留有功。听起来持论公允，其实是针对蒋、阎而发。当时蒋的方针是扶阎抑冯，可是阎的军队在四个集团军中，力量最弱；而蒋的部队由于在北伐中收编了不少直、鲁残军，品质混杂，亦无战功可言。
蒋介石既不肯明确提出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计划，其他集团军就更不肯从我开始。会议陷入僵局。冯玉祥索性装病不到军政部上班，悄悄溜回原防。冯玉祥一走，阎锡山也依样画葫芦，请假回山西去了。
在1月17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草草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17条，规定全国现有的陆军步兵至多不能超过65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八个团，共计兵额约80万人。军费不得超过总收入的40％。各编遣区和中央直辖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个师。
现实和计划相差太远，以致于计划变成了天方夜谭，制订出来的唯一意义，就是让人们去违反它。
编遣会议既毫无实际效果可言，反而促使各集团军和蒋介石的矛盾激化。
【叁】当蒋桂战争时，冯玉祥既想乘势而动，又想坐收渔利，举棋不定，结果蒋介石得以用东部财团的金钱，挫败了西南的农家子弟。
李宗仁出生在西南边陲的广西临桂县。这是一个与外界交往不多的穷乡僻壤。这里的乡民大多是半耕半读、自给自足的小农。当年，那些一心跟着洪秀全“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的农民，就是李宗仁的同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称自己是“地道的农家子弟”。
李宗仁
1929年，广西农家子弟的势力空前浩大。第四集团军所属军队达40万人。白崇禧（临桂人）驻军北平，李宗仁坐镇武汉，李济深（苍梧人）雄踞两广。南北贯通，连成一线。
编遣会议之后，农家子弟要造反了。
据李宗仁说，他反蒋有三条理由：一、蒋对第一集团军训话时，指非中央嫡系的部队为新军阀；二、蒋以共产党问题来恐吓要挟党内外人士；三、蒋收买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对第四集团军实行两面夹击。《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
如果仅凭这三条“理由”，便大动干戈，未免太过儿戏了，太过不把人命当回事了。2月21日，李宗仁借口鲁涤平偷运枪械，突然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罢免了他的职务。几乎所有报纸都预言，蒋桂即将发生战争。李宗仁在当天晚上，乘京沪线三等车秘密逃离南京，前往上海。
中原风云紧急，西北蠢蠢欲动。
山东的西北军，顷奉总司令的命令，一夜之间，悉数向开封撤退。豫、陕两省，已经连续几年灾旱，老百姓早已一贫如洗，易子而食，死于匪祸与旱灾者，达数十万人，其惨况实难作一尽致的描述。而这次大军西撤，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不扰民、真爱民”的西北军，将陇海铁路沿线的粮食，全部查封西运，不管河南的老百姓有没有饭吃。
本来西北军从山东长驱直下浦口、南京，蒋介石便岌岌可危，但冯玉祥认为西北才是他的老巢，要做大事，先守住家门才行。当军官们问他，这次撤退的战略意义是什么时，冯玉祥回答：“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
这只拳头，到底是要打在蒋介石的身上，还是桂系的身上？他还没拿定主意，蒋、桂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个月至两个月，才能决定把宝押在谁身上。
冯玉祥印了大批讨逆檄文，却没有“逆贼”的名字，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蒋介石占上风，就填上李宗仁的名字，如果桂系占上风，就填上蒋介石的名字。
西北老农的30万大军布置在京汉南段、南阳、荆紫关、豫西一带，准备隔岸观火，坐收渔利。出身盐商家庭的蒋介石，立即和冯玉祥讲价钱。只要冯通电讨桂，中央即委任冯玉祥为行政院长，山东仍归西北军，连同青岛特别市一并奉送；另外，湖北、安徽两省，任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买一送二大酬宾，可谓优惠之至。
但冯玉祥仍不满足，以为价码还可上升。不料长江中游的形势却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在上海，李宗仁与白崇禧下了一道对中央军不得还击的命令，桂军一路南撤。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宗仁不打算造反。桂军南撤与冯玉祥西撤的动机，大致相同。
蒋介石积极策动湖广军队（唐生智、俞作相、张发奎等）出师讨桂。因为白崇禧布置在北宁路上的两个军，都是唐生智的旧部，蒋发给他们军饷，然后派唐生智携款到青岛运动他们倒戈，以“护党”为旗号，鼓动他们“打倒桂系军阀，回湖南去”。
果然，在南京政府的重赏之下，不仅湖广军队踊跃效力，连桂军也纷纷倒戈。到3月下旬，李宗仁的大家族已经土崩瓦解，他只身逃往香港。
形势突变，冯玉祥、阎锡山急忙通电拥护中央，大放马后炮。但这时蒋介石却不屑于和冯玉祥讲价钱了，原先的承诺，统统收回。在3月14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蒋介石声色俱厉地说：“今后应极力消灭一切小组织……以后若再组织小组织者，即系总理之叛徒、本党之敌人！”
胡汉民也桴鼓相应：“此次大会之次议案，即系我们之材料，现在材料很多，请努力向反动派打去。”
谁是反动派呢？李宗仁？白崇禧？还是冯玉祥？冯玉祥知道他和蒋介石之间，终会兵戎相见，他在南京召开西北军新编各师师长以上将领的会议，显然有向蒋介石示威的意思。但这次会议的作用，却适得其反，把西北军内部一些矛盾公开化了，让蒋介石一目了然。
当时，驻扎在潼关的第二十师师长韩复榘，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员大将，从十六混成旅的时候起就跟着冯玉祥打天下。但北伐战争以后，觉得人人都得了地盘，独他一人向隅，开始变得消极。接到开会通知后，他只派一名副师长出席，自己装病不去，并托这位副师长把一封信交给冯玉祥，要求他发还部队的欠饷。
索饷本来是冯玉祥的专利，当年就凭这本事把黎菩萨赶出北京。现在他的部下竟向他索饷，这使他怒不可遏，冲着副师长大发雷霆。据说韩复榘听到回报后，不住地摇头叹气，一言不发。
会议之后，国府发表韩复榘为河南省主席，实际上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