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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其人其事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要作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才发觉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不是偶然的，这些人的失足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在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使之然”，有的则是他花了很大精力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被誉为“才子”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书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他只升为哨官就战死了。这个小小的“哨官”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父亲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作了个小武官，后来积功升为总兵，进入了官宦的行列。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因为父亲亡故得早，杨度便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侪身于仕宦之门，这样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可见杨度的出身是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以搏取功名；也不是风流才子弄些华章绮句，以邀乡里之誉。他是湖南名宿王壬秋的弟子，王对杨度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湘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跟着王壬秋不是学他的经学，而是学其“帝王之学”。后来，杨度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这些学历对当时的士子来说都是有些独特性的。
一九○三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学”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连题目也弄不懂、更是无从下笔的。懂新学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按传统说就是“榜眼”，而“状元”的桂冠则被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摘取。在科场上因为名字犯忌而倒霉者，自古以来不乏其例。“状元”是最为人们所妒羡的，“梁士诒”这个名字终于被嫉妒者发现竟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作为“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这是个常出“维新党”和“革命党”的群体）被怀疑是“乱党”唐才常的同党或革命党，也连带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其懊丧之情可知。而且，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
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跑到日本留学，那时出国没有“护照”“签证”之类，从北京去日本比回湖南老家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使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的政治人物一个契机。也许杨度特别具有组织才能吧，到日本不久，他就成为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杨度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向孙先生表示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之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他主张君主立宪，但是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一九○五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这些书呆老朽到欧、美、日本转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没有弄个子丑寅卯，然而考察报告还是要做的，于是就要请个捉刀代笔者了。他们选中了杨度。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他为清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了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中都知道了有个“懂法”的杨度。
一九○七年，清政府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如果一九○三年他中进士授官，也不过六七品之间，而这次遽以四品使用，可见朝廷对他的看重。当然，这也是袁、张力荐的结果。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而王公大臣们根本不知道“法”为何物。于是，这些王公大臣表示要起带头作用，积极“学法”，而朝中最懂法的杨度便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开了宪法讲座。从此，他与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一九○八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对付了的。当袁世凯的许多朋友都不敢与他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策士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在谋图自己个人的发展。
辛亥以后，袁世凯建立洪宪王朝的过程中，杨度表现非常积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谈。
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如段祺瑞）相比是有点冤，但是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说，把杨度视为第一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
虽然，杨度自称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时失意的政客几乎是个个如此。即使在杨度参禅论道时期内，也没有忘记在各种各样的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有时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杨度还是有些特殊能力的，他能使得一些很蛮横的军阀也听他的话。那个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杨度也是言听计从的。例如在枪毙新闻记者林白水时，为林求情者很多，张宗昌一概不接受。杨度前去说，才答应下来。可惜的是当张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绑赴天桥了。
杨度的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很多，而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依附他们为耻，与他们往来的人不多，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依附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前一件知道的人很多，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的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七十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直到一九七五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人们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都是为了“救国”。我想这也是一种偏颇。
二
《洪宪纪事诗》真是一部有趣的书。连本世纪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谈到它都赞不绝口。董必武在六十年代初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作序中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其词瑰玮可观，后之作史者可资摭拾。
实际上这也是董必武对《洪宪纪事诗》的评价。其纪事除个别细节外，大多可信。洪宪前后，刘禺生正在北京，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老乡，常能见面，对于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与杨度是“大同乡”（当时湖北湖南同属湖广），二人共过事，有一定的交谊，对杨度的为人有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宪纪事诗》中的评论不仅有深度，而且，颇有诛心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