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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是很卖力气的。当然，杨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个人打算的。杨度对袁世凯是有知遇之感的，是袁的推荐，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跃而成为“四品京堂”。这样，在摄政王下诏要杀袁世凯时，奉命草诏的杨度才会奋力搭救，后来在与袁世凯的往来过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许多秘密。从此杨度把自己与袁世凯绑在了一起。因此，当袁要当皇帝、需要人们拥戴时，杨度从内心里就会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而且，杨度与袁世凯的老部下、老袍泽不同，他手中没有兵，他靠的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事关系为袁效力。这些都是软性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而那些北洋系的军人们手中掌握的可是硬帮帮的枪杆子。与他们比起来，杨度不能不表现出分外的积极。另外杨度自视甚高，他要作洪宪第一功臣，这样才有可能圆他的宰相或总理的梦。可是，检查一下杨度与筹安会的表演，我们会感觉到那真是够“丑”的，但还谈不到“恶”，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杨度的同乡熊希龄在组织“人才内阁”时，曾想请杨度担任一个部的次长的职务，杨度说“我帮忙不帮闲”。可是我们从洪宪期间杨度和筹安会所做的事情来看大多是帮闲性质的。这对杨度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
在这方面，《洪宪纪事诗》中都有记载，有些细节也很有趣。筹安会曾经悬赏征求论文，论述国体问题。另外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刷了十万册。我想，这些书大约也要靠公款购买，否则，要都堆在筹安会的仓库里的。印了这么多的书，现在是很难看到了。孙中山先生最为袁世凯所恨，在书中对他肆意诬蔑还不够，还把《国贼孙文》一书改成京剧，在新华宫里演出。实际上袁世凯不好京剧，更不懂戏。出这些主意的都是筹安会那些帮闲者，其中自然包括杨度。
丑化和诬蔑孙中山的“戏”，名叫《新安天会》。《安天会》本来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前几回改编的，写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被收伏的故事。因为孙先生的姓氏的关系，这些洪宪文士忽发奇想，把《安天会》改为影射孙先生的《新安天会》，用孙悟空影射孙中山，并加紧由“第一舞台”（当时北京最现代化的剧场）的演员排练，在袁世凯生日的中南海的宴会上，首次演出。《洪宪纪事诗》有两首记载这件“盛事”。
誓言国贼撰成篇，教谱梨园敞寿筵。
忘却袁家天下事，龙袍传赏李龟年。
盛时弦管舞台春，一阕安天迹已陈。
今日重逢诸弟子，念家山破属何人。
《新安天会》中描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逃回了水帘洞，天兵天将，十二金甲神人，围困水帘洞，孙悟空又纵一跟斗云逃往东胜神洲。扰乱中国，号称天府大肆圣仙府逸人，化为八字胡，两角上卷，以东方德国威廉第二自命，形相状态，俨然化装之中山先生也。其中军官为黄风大王，肥步蹒跚，又俨然化装之黄克强也。其先锋官为独木将军，满头戴李花白面少年，容貌俊秀，与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是二，难为分别。前锋左右二将，一为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为古怪刁钻，白鼻黑头。当日李协和守九江、马当之二将也。玉皇大帝一日登殿，见东胜神洲之震旦古国，杀气腾腾，生民涂炭，派值日星官下视，归奏红云殿前，请弼马瘟逃逸下界，又调集呶罗，霸占该土，努力作乱。玉皇大怒，诏令广德星君下凡，扫除恶魔，降生陈州府（这是影射袁世凯），顺天应人，君临诸夏。其部下名将有大树将军冯异（影射冯国璋）、桓侯张飞（影射张勋）、通臂猿李广（影射李纯）、忠武王曹彬（影射曹锟）。他们在广德星君的指挥下大败孙悟空，班师回朝，受降献俘。这时文武百官山呼《圣天子平南颂》，歌美颂德。剧之末尾，作者更是忽发奇想，从神话转到现实中来。舞台上出现新布景：海天波涌，明月当空，孤岛沉寂，照见一人。只见他独坐在盘石之上，高唱《怀乡自叹人》一曲。其词云：小生姓孙名文，广东香山县人士。向来学医业，奔走海外，诱骗华侨，中国多事，潜入国门，窃得总统一名，今日身世凄凉，家乡万里，仰看一轮明月，岂不惨杀人也。然后是大段唱：“孙逸仙坐东瀛自思自叹……”这种紧密联系“现实”和“为政治服务的”的剧作古今真不多见。“四人帮”掌管文艺期间，那么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没有搞成这个样子。筹安会和杨度搞的这些东西，就是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能帮他们什么“忙”？而此时，袁世凯还不到需要人来帮闲的时候。这些事情只能在“洪宪”帝国史留下笑柄，对孙中山先生的形象毫无损伤。
《新安天会》的演出过程中还有个插曲。当时是北京京剧老生谭鑫培最走红之时，几乎是“无腔不谭”的，所以最理想的是谭鑫培来演主角。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外号叫“老乡亲”的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我想，这些老艺术家们一看到《新安天会》这个本子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什么玩艺儿！”谭、孙不肯演这是极正常的。后来以唱功闻名的刘鸿声接了这个差事。刘鸿声（据说田汉名剧《名优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刘鸿声为模特的）唱到“对月怀乡自叹”时，因为这是影射孙中山落拓倒霉，所以袁世凯很高兴。他看到刘鸿声身上穿的龙袍太旧了，于是，把登基大典筹备处为自己准备的新龙袍赐给了刘鸿声。这件龙袍上面绣了九条龙，蜿蜒全身。袁世凯不喜欢这件龙袍，认为所绣的龙太散，“气不团聚”，不吉利，便赏给了刘鸿声。所以诗中有“龙袍传赏李龟年”之句。当然，这是个小小插曲了。
不仅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堕落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严复那么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凯进奉。另外，他从西文有阴阳性之分受到启发，又在《汉书》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时，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更申共和国家属女性之说”，而女性软弱；“帝政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这些辨析不仅无聊，更显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杨度与袁世凯非同一般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所以议建筹安会之初，袁世凯不想由杨度来办，而是希望与袁关系不深的徐佛苏主持此事，参与机密。迷信枪杆子的袁世凯的心目中更重要的乃是北洋老袍泽对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党可能出现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那些方面，因而对于筹安会中的头面人物（有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笼络来的）就冷淡了一些。筹安会最初闹得沸沸扬扬，出足了风头，挨够了骂，而在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是处在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的状态下的。自视颇高的杨度心中怎么想呢？他的诗中不无怨气地写道：“吹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楼与接天。”本来已经是到手的第一功勋，当袁世凯对于这些拥戴者又有了新的要求时，它又显得渺茫起来。
考察杨度在洪宪活动中的行踪，仿佛他与“皇太子”袁克定往来更多一些似的。从对帝制的积极性来说，袁克定比“乃翁”更胜一筹，因为他把自己政治前途全押在未来的洪宪王朝的成败上，因此他对帝制活动表现出超常的积极，而袁世凯则显得有点谨慎，或说畏首畏尾。袁自从作了终身大总统之后，实际上他已经是没有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鸡不成蚀把米。袁克定完全没有这些顾忌，他一心一意地希望老子赶快做皇帝，自己好当“皇太子”。他想尽办法剪除一切可能影响到洪宪帝制进程的消极因素。例如克定的弟弟袁克文对父亲称帝不太积极，赋诗言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被克定密告袁世凯，拘禁于北海，禁止其出入。又如当时袁世凯只看日本人开办的《顺天时报》，但就这份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文章。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编辑、印制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看的《顺天时报》，这报通篇都是拥护洪宪帝制的文字。后来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亲，从家里带回一张《顺天时报》，用以包东西，才发现它与新华宫中的《顺天时报》不同，从此戳破了假《顺天时报》的骗局。这一类事情都是袁克定通过筹安会杨度等共同筹划的。每当袁世凯有点动摇时，袁克定都要与杨度密商，给袁世凯打气，坚定其信心。杨度本来是立志帮老子的，却帮了儿子。自降其等。
杨度领导下的筹安会的操作方式也不对。一九一五年四月，杨度写好了《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看了很高兴，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本年八月十四日杨度及严复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因为《君宪救国论》一文是打着探讨学理旗号的，所以当办筹安会之时，杨度便把旗号当做事情本身去做，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营业，并立即通知各省会员说本会“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这种宣传，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杨度以为他们对帝制推动已经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