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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筒不断地把声音传回骑警队总部。不久话筒把一个正在进行工作的扫描
组的声音传送回来。骑警队几天前就对这个小组的到来有所察觉，直到他们开始在
东北角工作，敲打着墙壁寻找空洞，还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天花板时，我们才得到了
证实。这帮人在装有话筒的房间里折腾了二十天，仿佛认定了里面装有窃听器一样。
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电线和话筒。根据俄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来衡量，新建的使
馆规模不算大，可尽管内部空间狭小，东北角除了一般的领事工作以外，几乎没有
派上什么用场。甚至在检查组离开这里以后，情况还是如此。八年过去了，那帮检
查窃听器的人又到渥太华来了。他们直接来到那些装有话筒的房间，花了不到一小
时的时间就找到了电线和话筒。检查组在大使馆里的四十二间房间里，只检查了那
装了话筒的六间屋子，他们肯定早就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话筒！
正如“唱诗班”行动一样，“蚯蚓”行动的某些事情让我感到忐忑不安，其中
的部分原因是失望。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次行动是有所突破的，可好几个月的耐
心准备，全部付诸东流，我们什么情报也没有得到。当然，在开始筹划这次行动时，
格恩西就想到了，最大的风险是假设俄国人会在旧使馆的同一位置设机要室。我们
根据分析使馆楼内的供电状况，产生了这个假设，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后来决
定把机要室修建在另一处并把它隐蔽起来，这也是不奇怪的。英国和美国都已开始
意识到，要想让使馆的机要室不被话筒窃听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机要室设在内部最隐
蔽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俄国人对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其次最好要有自己的
供电设施。可是，俄国检查组如此胸有成竹，看准了东北角进行检查，仿佛在寻找
一件他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的东西似的，这一点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
不到一年时间，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还是在加拿大。波兰政府被允许在蒙特
利尔设领事馆。他们买了一幢旧房子，开始重新装修。一九五七年一月，我飞往蒙
特利尔协助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安装一只话筒。骑警队对使馆的波兰情报官员的情况
了如指掌，同时知道该官员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可是房间内部正在全部重新改装，
无法下手安装有线话筒，只好装一只“森林之神”共振话筒。这幢房子的电线正在
更换，可以用钢管来埋电线，就像“蚯蚓”行动中的窗框一样。我算好如果把“森
林之神”装在钢管附近，实际上是不可能被人发现的。可是，在安装好“森林之神”
不到两个星期，波兰人下令让建筑承包商把那堵装有窃听器的墙拆了，另外再修筑
一道墙。骑警队想方设法搞回来了一个装置，另外一个被波兰人拿走了。后来，骑
警队从波兰使馆内部获悉，是俄国人给了他们启示，说可能有话筒窃听。这回俄国
人又一次先下手。
这种事除了在加拿大发生，在澳大利亚也发生过一次，那次叫“老鼠”行动。
一九五七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查尔斯·斯普赖爵士访问伦敦。他所领导的
这个组织专门为澳大利亚在国外收集情报。斯普赖打电话来，说他想见我。他曾一
度是个外表洒脱的人，有一对大眼睛，留着小胡子，工作的职责和追求享乐使他有
点华而不实。一九四九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成立时，他就开始出任局长。在这之
前，他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处处长。但他有决心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安全局一样的
正规安全情报机构，他同那帮号称“墨尔本土地之神”的官员一起，到处为此游说。
这帮官员与他有着共同的语言。斯普赖挥动他的铁拳，掌管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
达十九年之久，成为战后情报界的显赫人物之一。可是到了他事业的后期，开始与
他的部下们脱离疏远，对整个组织的控制也就松弛了。
斯普赖很喜欢访问伦敦。三十年代时，他在印度的陆军部队里服役，防守开伯
尔山口。因为有着同样的背景，加之对军人和绅士所具有的性格风度的观点相同，
他在英国情报界拥有许多讲究加入各色各样的俱乐部的朋友。他并非等闲的糊涂之
辈。他一见到我，便打开窗子说亮话。他对我说，他刚去过加拿大，特里·格思西
建议他找我谈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打算对俄国人安装窃听器的事。他解释说，自
从报纸报道了彼得罗夫夫妻双双叛逃的事以后，俄国就同澳大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并把他们的大使馆委托给瑞士管理。彼得罗夫夫妻俩原是俄国驻堪培拉大使馆的机
要室工作人员。前不久，俄国人试探着打算回来。在俄国人住进使馆之前，澳大利
亚安全情报局想在使馆里安装一只窃听器。在研究了计划之后，我劝斯普赖装一个
“森林之神”，并把设备示范给他看。木制框格窗的框架是安装“森林之神”的最
为理想的地方。我为此派了一名助手去澳大利亚监督安装的细节。安装工作顺利完
成。我告诉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在一年之内不要启用它，以防万一被发现，因为俄
国人在重新住进这幢楼的最初几个月，有可能使用探测器来探测使馆建筑内部是否
有微波。“老鼠”行动与“蚯蚓”行动一样，在技术上是相当成功的，可是照样没
有搞到一点情报。克格勃人员那间房间的每一个响动，翻动报纸的响声。写字时的
笔画声都能听到，可里面的人却从来不说一个字。“老鼠”行动也告流产了。
五十年代，人们对军情五处的要求之多，简直难以满足。军情五处的人力和物
力显得特别紧张。为此，有个别的官员实在无法承受那样的工作压力，尤其是A 处
二科的人，因为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行动，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动完结了，又来了一
次行动，简直没完没了。我办公桌上堆着的计划、地图、简报和技术报告等，令我
感到手忙脚乱。任何时候都很难弄清楚哪些行动结束了，哪些行动还处在筹划酝酿
的深谷里。即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收集情报也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但是
每一个职业情报官员，在脑海里总会留有一席空白给那些值得他回忆的往事片断。
这些片断由于某种原因而向他们摆出了一个个未能解开的谜。 “唱诗班” 行动、
“蚯蚓”行动、“老鼠”行动等，都聚集在这一席空白地里，被眼前行动的生动局
面所掩盖。可是它们并没有被遗忘，直到若干年以后，它们又浮现出来，并产生着
新的意义。
情报这个行当，是非常孤独冷寂的。当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诚与友谊。可是到了
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
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总是离不了同事们的帮助。但是你总在不断地向前迈
进，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或从事新的活动。每走一步，就从中获得新的机密，而
与过去的旧机密一刀两断，与别人接触尤其是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很少，因为你所从
事的大多数事情是不允许让外界人士知道的。由于这个原因，情报部门所用的人很
多。这是情报这种职业的本质的一部分，干这一行当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我事业
的初期，我曾遇到过一个人，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遭遇，骤然把这种职业在国家生
活中的重要性这一虚伪的面纱揭去。事情还得追溯到我为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研制
共振装置上来。当时我花了大量的访问进行研究，让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如烟灰缸、
装饰物等发出反抗经过一定的加工，这些物体在接受到某种频率的无线电微波辐射
时，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制出一种完美的系统，将会产生较好的效果。这些
物体本身不装发报机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发现。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研制成
功一些产品的样品，决定在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进行试验。
当时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叫亨利·柯比，是个宪兵，他常常和俄国外交人员交
往。这个计划很简单，由五处设计一个加过工的并可以反射声音的装饰礼品，让柯
比把它作为一件礼品送给俄国大使。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国大使可能接收
什么样的礼品，并把它放在书案或办公室里显眼的地方。马尔科姆·卡明建议我去
找军情五处的一位反间谍专家克洛普·乌斯季诺夫，他是演员彼得呜斯季诺夫的父
亲。
乌斯季诺夫是德国后裔，可他却和俄国外交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俄国
大使馆的常客。他曾在俄国、德国和英国陆军中担任过职务，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卷入了情报活动的圈子里，他会讲好几种语言。
由于他具有这么一个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提供情报的源头。
希特勒上台后，乌斯季诺夫便开始艰辛地工作，与纳粹作斗争。他向罗伯特·范西
塔特请求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范西塔特是英国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员，他主张反
对纳粹。乌斯季诺夫声称他与当时的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沃尔夫冈·朱·
普利茨男爵有往来关系。乌斯季诺夫说普利茨是致力于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的人。军
情五处把乌斯季诺夫招进来了，并开始从普利茨那里获得了有关德国重新整顿军备
的真实情况的最高情报。这些情报真是些珍宝，或许这是英国在战前所得到的最重
要的活情报。乌斯季诺夫和普利茨拉上关系后，两个人成了范西塔特以及丘吉尔晚
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们知道的情报告诉给这两个著名的人物听。丘吉尔当时还没
有上台，普利茨简直就成了这位文质彬彬的英国外交官员的干儿子了。战争爆发后，
乌斯季诺夫仍然继续与普利茨往来，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