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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季诺夫仍然继续与普利茨往来，尽管普利茨那时已去荷兰担任空军武官了。以
后到了一九四0 年，普利茨知道盖世太保要抓他，才决定叛逃。乌斯季诺夫为此冒
着个人的危险去了荷兰，把普利茨救了出来，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坐上出租车来到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公寓里，期待着见到这位已从秘密世界
的生活圈子里光荣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
周围堆着许多皮封面的古书。他现在只能靠变卖这些藏书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了。
乌斯季诺夫为我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的生活很艰辛，但是在这场伟大
的情报角逐中他仍然扮演着一个竭尽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两只酒杯，
并着手研究我从办公室带来的计划。他是一个身体肥胖笨重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
厚的喉音和多种语言的土腔。他有一双目光尖锐的眼睛，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俄国外
交官的真实想法全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顿挫有致的语调说，“如果礼品的价值很高，那么
他们会卖掉这种礼品，如果这样，那危险性就大了。他们都是些布尔什维克，喜欢
正统的东西，如果送一帧银质列宁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也许对他们来说更
为神圣。”
我解释说，列宁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颅太
圆，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反射的性能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的方案倒是
可行的。这种象征着俄罗斯母亲的复杂建筑模型里，很容易隐藏相应类型的凹状刻
纹。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把整个行动计划视为一出趣味浓厚的戏剧的一个片断。他
自告奋勇要去拜访俄国大使，这样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欢什么。
我们讲起过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劲就上来了。尽管他的年纪很大了，但他仍
然有很清晰的记忆。当他提起他和普利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时，泪水流满了他的脸
颊，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他说：“彼得，我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但他们却把我丢在这里。我们老两口
……身无分文。”
“可是，你的养老金呢？”我问。
“养老金？我没有养老金。”他满腹酸楚地说，“当你为他们干活儿时，从来
就不曾想到以后的事，不考虑晚年，仅仅是因为爱好才去干的。可当你濒临死亡的
时候，他们就把你抛弃了。”
我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他的话令我难以置信。这么一个人竟然会如此沦落风
尘，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讨的地步。我真想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丘吉尔和范西塔特把
他忘记了，可我又感到这只会使他更加心碎。乌斯季诺夫举杯饮酒，聊以平息心绪。
“不过干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说。他用颤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
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孩子，他是个演员。”他指着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青年彼得的照片
说，“你有孩子吗？彼得。”我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这一行。”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卷进我们这
场游戏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贵人，而贵人则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阵辛酸，可顷刻又逝去了。他问了一些军情五处的情况，问到了盖
伊·利德尔、狄克·怀特、马尔科姆·卡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和他有着密切的
关系。夕阳西下时，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了，我起身告辞。我们握手道别，他又自个
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旧书堆里去了。
我因为喝过了头，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乌
斯季诺夫的问题，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们在几年前就给他发养老金了。”他的声音提得异常的高，“天
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马上去找狄克。”
再继续追问下去也是徒劳。究竟是谁忘了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是追问不出来
的。官僚们总是在被追究失职时，互相推倭，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乌斯季诺
夫还是拿到了他的养老金，可自从那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没有多久，
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嫣至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不久，送一座银质的克里姆林
宫模型给俄国大使的计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说实话，那天下午在肯辛顿乌斯
季诺夫的家里时，我就已经显得漫不经心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军情五处希望它的官员们永远忠诚不渝，直到走进坟墓，而它却不一定以同样的忠
诚来回报这些官员。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五十年代还是非常有趣的。A 处是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
的地方。温特博恩常常说：“如果你能忍受兴奋，那么军情五处的生活是热闹的。”
有一次，我们在匈牙利大使馆隔壁的保安楼安装窃听设备。我爬在屋顶上装天线时
被一位邻居看见了，他跑去报告了警察，说看见有窃贼在附近。不到十分钟时间，
警察就来敲门了，那位邻居也跟警察一起来了，我们顿时乱了手脚。我周围全是些
最新的技术设备，地上摊着接收器和电线。温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开地板，把
价值上万英镑的设备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门声更加剧烈，有人用壮实的肩膀
在撞击房门，想把门撞开。显然，他们听到里面有响动，认定我们正在行窃。后来
等屋里的一切稍为归顺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开门来，并解释说我正在利用夜间时
间为房间的主人做一些维修工作，这些维修工作都是经过批准的。我给了警察一个
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当地警察特别处的电话号码，让他去进行核实。
还有一次更有趣，那是在波特兰街对波兰大使馆搞的同样的工作。当时使馆隔
壁的房间暂时空出来了，安全局A 处二科奉命进去安装一系列的窃听器。温特博恩
和我带领A 处的十二个人去了。安静是很重要的，因为共用墙那边的目标地常常有
人看守。我过分虚张声势，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脱掉鞋子，以免鞋底踩在光滑的地板
上发出声音来。我们在严寒中一口气干了四个小时。二楼所有的地板都被揭开了，
我耐心地在梁架之间的空隙里穿排电线。突然，有一根电线缠在一根有裂缝的托梁
上，我用手去拉，拉不动，于是便一脚踩在托梁旁边的一枚穿钉上，再用手去拉那
根电线。就在此刻，穿钉掉了，我往下一沉，撞穿了楼下一层的天花板，一大块被
撞破的天花板落到十四英尺以下的地板上。轰隆一声，仿佛爆炸了一枚炸弹，震动
了整个波特兰街。响声与灰雾散去，我却被拦腰夹在天花板的破洞里。过了一会儿，
四周又是一片寂静。
“我们脱鞋子脱得好啊！”温特博恩干巴巴地嘲弄道。大家都大笑起来，笑声
在这间空房子的周围回荡着。
幸好邻居们大概都已经睡熟了，因为后来没有警察跑来过问。贾格尔赶紧修好
板条，并用他的快速干燥维修材料重新修补破损处，重新刷上油漆，这时天还没有
亮。
他刷完最后一笔油漆，对我说。“彼得，刚才那一下好危险哪！如果你从那朵
‘玫瑰花’里掉下去，那我们可就全完了。”
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总的来说，在温特博恩和我的领
导下，军情五处的技术工作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与军情六处同一领域的工作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五十年代中期，军情六处能出大纰漏就不会以出小纰漏为满足的。我
听说过的最好一例，便是他们的训练工作。他们把一名低级官员放在军情六处的一
间公寓里，然后让一队新手去寻找这个官员并审问他。为了避免出事，每次搞这种
活动，都要按惯例通知军情五处。
一天下午，A 处二科接到从军情六处打来的电话，请求给予协助。军情六处派
出去的那支搜索队显然弄错了藏有他们目标的公寓的层数。他们把上一层的房门撬
开了，并开始审问住在里面的那个男子。那男子自然说自己是清白的。搜索队认为
他的申辩是预谋的一部分。于是，这帮充满热情的新手对照军情六处教科书上“劝
说”一栏的教条，如法炮制。“劝说”完毕之后，这个人居然全部坦白交代了。原
来他是一个珠宝窃贼，前不久刚盗了些钻石。显然，他认为抓他的人是由黑社会派
来对他实行报复的。他把手头藏着的一些小东西都交了出来。
军情六处一个倒霉的官员在电话里恳切地央求我们告诉他该如何处理那个珠宝
窃贼以及钻石和被毁坏的公寓，温特博恩听了之后忍俊不禁。后来，他们限令窃贼
在两小时之内去欧洲大陆，然后派贾格尔去修好公寓的破损处。
我在A 处二科呆了两三年以后，军情六处开始找上门来要我帮助他们规划他们
的技术行动。和军情六处一起工作，我一向不感兴趣。老实说，他们总是策划一些
在技术上没有多少成功把握的行动。为了便于吸引美国人参加他们的行动，他们总
搞一些类似于柏林隧道那种史诗般的宏大工程。可这种宏大的工程一直没有搞成，
而时光却在空耗，甚至连少量的、规模较小的、较为理智的行动也没有搞成。他们
还热衷于毫无价值的装腔作势，我认为这不利于行动的安全，而且很危险。譬如，
在波恩我们拟定对俄国大使馆采取的“蚯蚓”行动就是这样。
军情六处驻当地的官员逛到这个地方，有一次竟然同克格勃的安全警卫人员闲
扯了起来。这种事若被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话还可以，可是登在每周部级情报摘要上
反倒几乎没有人看。除了鲁莽瞎干，他们还常常海阔天空地还想，夸大其词地吹嘘，
其荒谬程度令人瞠目。我曾在波恩非常合理地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