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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情五处的通知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得在伦敦采取行动。霍利斯和怀特都认为，
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上破坏了这个默契。
在所有的困难背后，还存在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事件以及公开为菲尔比洗
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们再也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军情六处，特别是有许
多高级官员与菲尔比有着亲密的关系，而军情五处对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事先
都没有觉察出来，这在美国人的眼里完全是一种犯罪的无能表现。过去那种亲密的
战时英美情报关系遭到了一股浊浪的冲击，政府通讯总部相对来说受到的冲击要少
一些。根据一九四八年英国和美国的协议条款，通讯总部与美国同行国家安全局曾
订有一个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当了局长以后，果断地设法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善关系。胡佛的反英情
绪是有了名的，这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那时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纽约成立，由
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领导，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无畏之人”。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
在美国从事反德国的活动，可胡佛却竭力反对任何组织有权在美国国土上收集情报
这种设想，对外国控制的机构更是不加理睬。多年来，他始终拒绝与斯蒂芬森手下
的人接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见，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准军
情六处的官员到联邦调查局去，不许军情五处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着改善关系的意图拜访了胡佛，并说服他把军情五处列
入情报分布范围的名单里。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处得很好，但两人对侵犯各
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质上比较软弱，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
能充当一个唯唯诺诺的角色。胡佛与其他许多靠个人奋斗发迹的美国人一样，有着
强烈的势利气。当霍利斯这样一个英国上层阶级的间谍大师竟端着礼帽向他乞讨时，
他那盛气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点震动。
我成了一个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声称，任命我为军情五处的首席科学家，
是他致力于实现情报工作现代化以及加紧反苏联间谍斗争的一个佐证。在霍利斯访
问美国后，胡佛邀请我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去参观，看看他们的技术装备的规模。
我对这次访问很感兴趣。我从加入军情五处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长期的
成就，其关键在于与美国恢复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他们的技术资源。可是
我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市场。帝国的幻想顽固地占据着莱肯菲尔德大楼，譬如，
卡明虽然是军情五处技术处处长，却从来没有对美国进行过一次访问，他也不明白
要这样做的道理。 联邦调查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的规模，它完全超过了
军情五处所能想像的。虽然他们很富有，可我禁不住感到他们没有好好地把这一切
利用起来。他们主要依靠在市场上买仪器，自己却不进行研制。尽管他们有一种给
人印象深刻的微波无线电网络把各分站联系起来，可他们的无线电都是标准的摩托
罗拉设备，是用在警车和出租车上的。在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工作中，惟一令人感兴
趣的部分是他们使用指纹方法来搞间谍工作。军情五处的档案室里没有指纹记录。
我认为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半警察局的身份所赋予的一个优势。
迪克·米伦是联邦调查局里负责技术研究的官员。他是个律师，而不是一个科
学家，这限制了他的工作效果。可他也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他们带我来到联
邦调查局总部的地下室射击场，为我表演了手枪射击。米伦骄傲地告诉我，连“老
头子自己”，即胡佛，也常常练习他的这套出色的射击技术。我还参观了马里兰州
海边联邦调查局的训练基地，一个年迈的美国印第安人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传
授高级枪法。他向我们露了几手绝技，例如对着镜子射击身后的目标，反手过肩击
落放在喷水池顶端的乒乓球。这是粗旷而充满美国味的情报人员的必修课。联邦调
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国那个无法无天的时期扎下根基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可
我怀疑这种绝技与现代化的反间谍工作是否有关系。
我并不乐意向联邦调查局通报蒂斯勒案件。从胡佛处理这个案子的方法中，我
可以看到不止一个的暗示。他希望我们无法解决军情五处是否藏有间谍的问题，以
便他可以借此向总统建议停止与英国交换情报。我希望霍利斯和我过去对美国的访
问能为我的道路扫除障碍。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着参观，他是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我从来没有遇
到过像哈里这样亲切友好的人，他曾是爱尔兰国际橄榄球运动员，和霍利斯一样，
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并且还差不多是一个职业障碍跑运动员。人人都喜欢哈里，这
主要是因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视为一种社交活动。五十年代末期是卫星和计算机
情报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现代气息时代，哈里的气质和知识已跟不上这种时代的步
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见面，如果对立是无法避免的，他就采取一种简单的对策。
“听我说，彼得，老朋友。让他谈，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断他。在他讲完后
你记住对他说，非常感谢你，胡佛先生，……我已经为午餐订了一个桌位，我们会
需要的。”
联邦调查局像一个雄伟的凯旋门式的陵墓，我们穿过它前面的拱道，在这里迎
接我们的是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艾尔·贝尔蒙特以及他的副手比尔·沙利文。
沙利文负责处理共产党事务。（七十年代中期，沙利文是在新英格兰打野鸭时丧命
的，当时被认为是遭暗杀。）贝尔蒙特是一个彪悍的老式“枪手”，过去联邦调查
局的人都知道这个绰号。从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在里面。沙利文是四肢发达（但
并非头脑简单）的贝尔蒙特的军师，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匕首胜于说教。贝尔蒙特树
敌很多，但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和我一样，有过一个灾难深重的童年经历。他
的父亲在一次街头殴斗中遭人枪杀，他母亲日夜操劳，攒钱供他念完了法学院。他
凭借着在工作上的勤奋和对“老头子”的无限忠诚，被提拔到联邦调查局的最上层。
这两个人在表面上虽然刚硬，在局里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却十分懦弱。
我感到，这种无限忠诚有些不自然。当然，他们是钦佩胡佛的。这是因为他早年成
功地把一个腐败无能的组织建成了一个有效的、令人生畏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机构。
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着难于启齿的隐疾的折磨，他们却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
连私下地默认也没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同这两个人讨论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术意义，直到
与胡佛会晤的时刻到来。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走廊，看到了许多年青的联邦调查局的
官员，他们整洁、健康，穿戴得体，梳着短发，一脸正经的神情。联邦调查局的办
公室使我想起了医疗卫生诊所，到处可见抗菌的白色瓷砖在闪着亮光。工人们整天
忙乎着，经常重新刷油漆，打扫卫生，上地板蜡。如此洁痹，令人怀疑其灵魂是否
阴暗。
胡佛的房间在一套四间相连的屋子中的最后一间。贝尔蒙特敲了敲门，走了进
去。胡佛站在他办公桌的后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蓝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里高瘦一
些。起褶的肌肉从他那皱纹丛生的小脸上搭拉下来。他坚实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
并没有欣慰的感觉。
贝尔蒙特开始向他介绍我来访的原因，可胡佛却尖锐地打断了他。
“我看过报告了，艾尔。我要听赖特先生给我谈。”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着我，我开始简略地谈到“筏夫”发现的经过，他几
乎立即打断我。
“我想你们对我们的捷克情报源提供的情报感到满意了吧……！”
我开始回答时，他又把我岔开。
“你们的安全组织从华盛顿这里捞到了不少好处，赖特先生。”
他声音里暗示着不止一点的威胁。
“如果这些好处对我们国家的安全造成了问题，我可就要劝告总统了。像这起
案件，我得亲自关注，尤其是英国在这起案件中所遇到的问题。我需要知道我是否
处在一个安全的地位。我说明白了吗？”
“当然，先生，我完全懂了……”
哈里·斯通忙着细看他的鞋带。贝尔蒙特和沙利文坐在胡佛办公桌的另一边，
被阴影遮了一半，我就只是一个人孤军作战。
“我想，你会在我的报告里看到……”
“赖特先生，我的人把你的报告做了一个摘要，我对你的经验教训很感兴趣。”
没等我回答，胡佛就开始激动地谩骂西方面对共产主义的进攻显得无能。我同
意他的许多观点，只是对他说话的那种腔调感到厌恶。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要涉
及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胡佛几乎是用刻毒的口吻提到他们的名字的。
“在我们局里，赖特先生，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官员们都是经过彻
底审查的。这可是教训啊！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当然，胡佛先生。”斯通插进来说。
胡佛突然又凝视着我，说道：
“要全面警惕，赖特先生，要全面警惕，我们局可是在日夜戒备啊！”
他猛然站了起来，这意味着会晤结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
顿共进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见过他。他思路敏捷，对赢得
冷战抱定决心，其理由不只是为了好斗取乐。我喜欢他，他给了我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