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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抱定决心，其理由不只是为了好斗取乐。我喜欢他，他给了我足够的暗示，鼓
励我考虑一起干工作。
安格尔顿这颗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华盛顿升起的，尤其是他从他在以色列
的同行那里搞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他是冷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
招募来的人之一，在赖德街军情六处的旧办公地点里受过反间谍技巧训练。训练他
的是菲尔比。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他的这位喜欢抽烟斗的英国教官
一见如故。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被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
进一步加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菲尔比发现了这位崭露头角的中央情报局反
间谍处处长沉溺于策划阴谋。很快，安格尔顿在英国情报官员当中获得了经常企图
利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的敌对情绪从中捞取外快的名声。
我乘出租汽车去了乔治城。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住在这个
地方。这里有优雅的红砖房子，树木成荫的街道以及密集的书店和餐馆。我到达哈
维餐馆时，安格尔顿早已坐在那里的一张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着一套
灰色西服，一只手里捧着一大杯杰克·丹尼尔牌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香烟。
“胡佛怎么样？”当我坐下来以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仿佛把一撮砂砾撒
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吉姆。”我回答说。
他那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与那套丧葬服一样的西服形成了一个鲜明
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探听消息，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以及他的揭发一点儿也不知
道。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有着默契，我们向他们通报“筏夫”行动，但他们必须烙守
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联邦调查局交交朋友，伦敦时下很兴这套。”
“浪费时间，”他说，“我记得你们早就在设法接近他。可他总是对我们讲，
他忍受不了英国佬。”
我感到有些愤怒，虽然我知道这正中他的下怀。
“嗯，我也不能说中央情报局就更友好一些。”
“过去的十年里，你们在华盛顿把许多信誉都丧尽了。”他说着，又给自己倒
了一杯酒。
“像胡佛这样的人，”他继续说，“看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看到军情五处的
现状，总要问：‘这有什么意思？’”
他叫来侍者，我们点了菜。
“你完全离题了，吉姆，”我说，“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年前他们是完全
不可能任命我当科学家的，可现在我在那里了，并且还不断有新的人涌进。”
“我进过英国的公学，”他讥讽道，“你们那帮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没有什么好处。那些事都过去了，世界更小
了，我们应该重新合作。”
我为自己突然如此动感情而感到惊奇。安格尔顿始终端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
吞云吐雾。
“你从胡佛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咕噜说，“他也不情愿为你们提供帮助。”
这顿午餐用了很长的时间。安格尔顿什么也没有透露，却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向
我提了许多问题。菲尔比怎么样了？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间谍。还有，
尽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仍然是个触动神经的事，安格尔顿想知道
每个细节。他甚至问我，是否可以从军情五处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档案。此人是西
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由于同苏联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
情报界的注意。可是我认为这样做有些粗率。
“我们是朋友，吉姆，可还没有到那么亲密的程度。”
五点钟左右，我送安格尔顿上了他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
不久我才知道，别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们家的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股东之一，
因而喜欢挥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凑巧，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他感到很恼火。我
从口袋里摸出贾格尔做的撬锁铁丝，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彼得，不错！”他满脸堆笑地说。他知道我此时正在自我陶醉哩。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华盛顿不帮助我，我
就要请愿意帮助我的人来干了。”
“让我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他哺哺地说，然后钻到汽车方向盘后面，目不
斜视地开着车走了。
实际上，虽然华盛顿方面持怀疑主义态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国的情报部门在技
术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军情五处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新技术，即“筏夫”和“咽
吞”技术。
第一步，我们把苏联大使馆继续置于“筏夫”的监视之下。霍利斯说服了态度
勉强的财政部，让其在军情五处的秘密拨款之外，再为军情五处买一幢房子。这幢
房子挤在苏联的几幢外交楼之间。我们在阁楼上安装了“筏夫”接收机，并在这幢
新房子和邻街的目测监视楼之间挖一条隧道，把探测到的大使馆内的信号通过埋在
隧道里的电缆发送回去。我们让西里尔·米尔斯作为房客住在这幢楼里。他在战争
时期是军情五处的官员，现在是著名的马戏团的老板。此后的许多年里，米尔斯就
在这幢楼里经营他的马戏业务。如果要往这幢楼里运送人员或设备，或清除隧道里
的垃圾，就用“米尔斯马戏团”那辆花哨的车子去干，这样掩护得十分巧妙，俄国
人从来没有往这一点上去怀疑。
我们仔细地用了几台直接接收机来搞‘筏夫”行动，每一台都使用一种兆周频
率，目的在于使我方没有振荡器，这样做是防止万一俄国人也研制出一种“筏夫”
技术。米尔斯的房屋之谜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没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报警器发觉
有两个俄国外交官爬上了房顶。他们打破了一扇天窗，可还没有来得及从屋顶爬进
来，就被管家吓跑了。米尔斯向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可我们在猜想，俄
国人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已经知道我们存在于这幢楼里。
房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阅读“冠石”档案时所筹划的那种
试验付诸实施。我们系统地捕捉了信号，看看苏联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是不是在监听
莫斯科播给英国特工人员的信号。这些都是高频信号（HF），而监视队的无线电是
特高频（VHF ） 信号。 俄国人在他们的高频接收机上用了大型无线电放大器，使
“筏夫”行动更为困难。可是政府通讯总部研制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设备，不到六
个月，我们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馆里的俄国人例行监听从莫斯科发来的四种信号。
第一种信号的代号叫“粗暴”。我们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三十分收到它
的，摩尔斯信号的声音响亮而清晰。俄国人当时也在用同一种频率进行收听，我们
的接收机跟踪到了一个振荡器发出的呜呜声。政府通讯总部分析了“粗暴”，认为
它来自莫斯科地区，每周播发两次。密码分析专家们十分肯定这个摩尔斯电码里含
有真正的通讯。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来跟踪“粗暴”信号。
我去找了考特尼·扬，当时他在D 处一科（他是反俄国间谍工作的负责人），
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查找一个非法特工人员的情报，此人目前正在英国境内活动，
并正在收听从莫斯科发来的无线电通讯。扬对我去找他感到惊奇，他说D 处近来正
在着手调查一个双重间谍案。该案使他深信有个非法分子在伦敦地区活动。这个双
重间谍是个男护士，曾加入过英国共产党。好几年后，有人让他为俄国人做一些秘
密工作，他起初很不情愿，但后来他的联系人告诉他说，不是要他当间谍，而是让
他寄些信件和保管临时的箱子。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护士害怕了，便向警察报告
了。这个案子按照惯例被特别处转到了军情五处。
扬让这个护士当了双重间谍，再返回去跟俄国人对抗。在短期内，这个护士仍
然让人深信不疑。他住在米德兰地区，他的上司要求他用自己的名字在伦敦南部的
克拉普汉姆租用一套公寓，并指示他在住宅附近的克拉普汉姆公地从事一些死信投
递活动。扬非常肯定地认为，他是一个由俄国人训练出来的非法特务的外围人员，
专门在真正的非法分子进入指定的地区之前为其准备通讯器材和居住条件。但是后
来，这个护士同对方的一切联系突然中断了，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要么
就是整个行动流产了，要么就是真正的非法特务已通过某种方式在该地区潜伏下来
了。
这种猜测不着边际，可至少考特尼·扬要找的非法特务有可能就是收听来自莫
斯科的“粗暴”信号的这个人。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对克拉普汉姆地区进行了严
密的搜查，看看有无进一步的线索。我们驾驶那辆能透过无电线波的“筏夫”车来
到克拉普汉姆，在四周有墙的旧防空洞前院里设立了基地。防空洞在克拉普汉姆公
地南部的下面。我们接通防空洞的电源，架起一根天线，估计能在半英里的范围内
进行收听。
我和托尼·塞尔坐在寒冷而又空气不流通的‘筏夫’车里，观察着，等待着，
聆听着。“粗暴”广播应当在上午十点开始，我们把一台接收机调到“粗暴”的频
率，同时用另一台接收机搜索附近周围的频率，看看能否发现振荡器。第二个星期，
却真让我们给撞上了。我们收到了一种奇怪的，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并收听到从
莫斯科发来的摩尔斯电码。这显然是有人在离我们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收听“粗暴”
广播。塞尔和我面面相觑，他仿佛已嗅到了猎物的气味，录音机开始在压低的声音
中转动。我们换上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