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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迪特马斯，让他再干一年。
“但是阿瑟怎么办？”我问道，希望霍利斯在这个问题上也能改变他的主意。
“我不打算讨论这件事情。”他反驳道。
“那布伦特怎么办？”我恳求说，“我们刚刚有所突破，可不能把他晾在一边
不管……”
“现在正该让阿瑟弄清他还不是局长，”霍利斯严厉地说，“当他坐上这把交
椅时，他再去作决定好了。到那时之前，还是我说了算。”
在阿瑟回来后，我们着手认真地盘问各种细节，系统地识别每一个指使布伦特
的人及他们的招募活动，对他交给俄国人的每一项情报进行核实。阿瑟定期会见布
伦特，根据D 处三科和伊夫琳提供的详尽的研究提纲来对他盘问。每一次审讯都录
了音，并由D 处三科进行整理，以便检查出模糊和讹误的地方及需要进一步提问的
要点。
布伦特很快就说出了他的间谍同伙利奥·朗和约翰·凯恩克罗斯。利奥·朗是
前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约翰·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四0 年曾服务于英国财政部，
后来进入了设立在布来切雷的政府密码和暗号学校，在那儿接触过“英尼格马信号”
材料，尔后在一九四四年成为军情六处的官员。阿瑟告诉朗，假如他和军情五处合
作，则很可能免于起诉，因此朗马上就供认了。凯恩克罗斯在罗马接受阿瑟的拜访
后，也这样做了。
但是，在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之后，布伦特就再也不讲什么了。他坐着，听着阿
瑟的提问，在能做的地方提供点帮助，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提供大量的
细节。阿瑟和我决定一起来对付他。根据事先的安排，我被介绍是分析布伦特供词
的官员，然后我来唱红脸，阿瑟来唱白脸，由我告诉布伦特我对他的供词的真实性
非常怀疑。这是一种老式的审讯把戏，但在以前还确曾起过作用。还有一个进一步
的新花样：我们把会见安排在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的公寓里，它在威斯敏斯特区开
克斯顿街钱德斯大院内。公寓里暗放着一个录音系统。通常，在布伦特和阿瑟会面
时，阿瑟用手提录音机公开地把谈话内容录下来。我们决定当我去见布伦特时，我
们把那个看得见的录音机关掉，以增加他的安全感。霍利斯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从
一开始他就指示不能对布伦特施加任何压力，以免他叛逃。但我们设法说服他，在
这种情况下，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会见了布伦特。他高高的个子，极其消瘦，穿着一套
花呢西装，打了一个大蝴蝶结领结。他看上去高贵，略带一点女子气。他友好而带
有戒备，特别是对阿瑟。我能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谁都不能忘记，
他们在十年前曾坐在一起，而此刻布伦特却始终在扯谎。他们以事务性方式谈了大
约半个小时，主要是关于布伦特从档案室取走的文件。布伦特不时地扫我几眼。我
看得出他预感到有什么事将发生。最后，阿瑟把我带进了谈话。
“彼得一直在作着这个分析，安东尼。我想他有些话要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然后稍稍停顿一下以加强效果。
“读了你的供词后，我看得很清楚，你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事实真相……”
好像我击中了他似的，布伦特畏缩了一下。他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两条铅笔
一样细瘦的长腿交叠着，他的伸出在外面的那条腿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我已经回答了你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回答，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
“那是胡说，并且你也知道是这样。你说你只知道朗和凯恩克罗斯他们两个，
只有他们两个。我不相信。”
他的脸色变紫，右颊的肌肉出现了一阵抽搐。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拖
延一点时间。
“我们非常公正地对待你，”我继续说，“我们很有礼貌，并且像绅士那样履
行我们的诺言，但你却不这样……”
在我做出这番表演的时候，他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哪儿说了假话？他想要知
道。我指出我们认为他有所隐瞒的一些方面。我知道，他在试图掂量是否我已经握
有新的、能置他于死地的证据和信息，或者这些只是来自我们的主观直觉。
过了难熬的几分钟后，他开始恢复他的自信，脸颊的抽搐也平息了下来。他知
道我们抛不出什么新东西。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彼得，”他小声说，“没有其他的人了。”
我改换了策略，开始对他的良心施加压力。
“你可曾想过那些死去的人！”
布伦特佯作不知。
“没有人死去，”他平缓地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那种事情……”
“吉比的谍报员是怎么回事？”我气愤地说。我指的是由军情六处的哈罗德·
吉布森指挥的潜伏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谍报员。吉比的谍报员在战前一直向军情六
处提供政治局文件，直到他被布伦特出卖后被处死。
“他是一个间谍，”布伦特尖刻地说，在这一瞬间放松了他的戒备，暴露出克
格勃的职业作风。“他知道这种游戏，他知道这里的风险。”
布伦特知道他的谎言已经被戳穿，脸颊上又开始猛烈地抽搐起来。我们较量了
有一个小时，但这种角斗进行的时间越长，他越意识到他所处地位的有力。我们在
一种难以掩饰的愤怒中结束了会谈。
“事实是，若是给你选择，你不会出卖任何你认为是弱者的人，是吗？”在布
伦特准备离去时，我问道。
“是这样，”他说，一边站直了身子，“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再没有其他的
名字了……”
他这样有力地说出这句话，使我感到他几乎自己都相信这一点了。
这时，一件让人心烦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我们公开地放在那里的一架录音机绞
带了。我跪在地板上把磁带展开拉直，然后使它继续运转。在我做这件事情时，布
伦特对阿瑟说：“看一位技术专家干他的本行，不是很有趣吗？”
到现在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诉过他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是作为处理他对
我们谈话的人员被介绍来的。我两眼直视着布伦特，他的脸上泛出红紫色。什么人
已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
“你接着跟他干吧，”布伦特走后，阿瑟愤愤地说，“他已经演完了。”
阿瑟急于去咀嚼另两头猎物朗和凯恩克罗斯。
朗曾加入剑桥的“使徒学会”一个以自重为宗旨的杰出知识分子俱乐部组织，
其中有许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大战爆发时他参加了军事情报机构，被派往
军情十四处，负责评价德国国防军的“信号”情报，由此得知兵力情况。整个战争
期间，他一直秘密地会见布伦特，向他递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报。战后他转入
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那儿他最终晋升为军事情报局的副局长，直至一九五二年
他离职去从事商业活动为止。他离开军事情报局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不想告诉他的
妻子说他曾经是一个间谍。
我和阿瑟一起会见了朗好几次，我很不喜欢他。不像剑桥圈子里的其他人那样，
他缺少风度。我常觉奇怪，他究竟是怎么被接纳到“使徒学会”中去的。他是个好
管闲事、大惊小怪、喜欢瞎忙乎的人，外貌长得像个汽车修理工，而且似乎还以为
自己虽然变节，可仍然还是一位优秀的军官。他所作的供词毫无价值，当在某一点
上对他提出质问时，他的态度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我们应该相信”这样一句老话。
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着他的故事，说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间谍，并声称他在一
九四五年就放弃了所有的间谍活动。这和布伦特告诉我们的不相吻合。布伦特说他
在一九四六年去过德国，劝说朗申请到军情五处任职。朗表示同意，然后由当时才
离开情报机构、深率众望的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也算是军情五处的运气好，
盖伊·利德尔对穿制服的军官有一种很深的成见，于是他在局里的委员会里表态反
对朗进入，尽管当时狄克·怀特表示支持，为此事怀特后来十分难堪。但除了试图
加入军情五处外，朗继续在德国进行秘密活动。他矢口否认同俄国人有进一步的接
触，而这显然是胡说八道。
凯恩克罗斯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性格。他是个聪明而看上去略显赢弱的苏
格兰人，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说话带着一口土腔。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工人
阶级家庭，但以他十分惊人的才智，在三十年代敲开了剑桥的门户，成了一个公开
的共产党员，然后又遵照俄国人的指示退党，申请加入外交部门。
凯恩克罗斯是阿瑟在一九五一年初怀疑的对象之一，那是在伯吉斯叛逃，在他
的寓所里查获了包含有财政部信息的文件之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认出那上面的
笔迹是约翰·凯恩克罗斯的，于是他就被置于不间断的监视之下。但是尽管他去赴
他的指挥者的约会，可那个俄国人始终没有出现。当一九五二年阿瑟找他正面交锋
时，他否认自己是一个间谍，声称他曾作为伯吉斯的朋友向他提供过信息，并没有
意识到伯吉斯是个间谍。过后不久，凯恩克罗斯离开了英国，直到一九六七年，他
从没有回来过。
在凯恩克罗斯供认后，阿瑟和我去巴黎再一次会见他，以便在一个中立国的约
会地点听取他的进一步交待。他已经告诉阿瑟他被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詹姆斯·
克卢格曼招募，他向俄国人递交过来自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等种种详情。
我们急切地想发现他是否还有其它的信息，以便引导我们找出另外的间谍。凯恩克
罗斯是一个能给人以好感的人。朗赶着潮头随波逐流，当共产党时髦时他是个共产
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