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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隐瞒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秘密工作、同俄国人碰头，
这一切不都是很吻合吗？现在该是他坦白的时候了。
希普一天一天地追问他。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他会这么说。于是沃森就重复
着他那不可信的故事。一个审问员是否优秀，其标志就是他的记忆力。希普的记忆
力很了不起。沃森的谈话中的每一个差异，每一个省略，他都记在了脑海里，然后
在几小时或数天以后又把这些东西抛回给沃森。可沃森仍然说着他的故事，从不向
对方暗示什么。尽管他嘴唇颤抖，面红耳赤，汗流浃背，但却像一个拳击手一样，
即使被打得晕头转向，也拒绝认输。
这种日复一日的审讯持续了六个星期。六个星期以后，沃森看得出憔悴了。他
来受审时吃了镇静剂，糊里糊涂地答非所问，根本不清楚我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
在绝望之中，希普开始考虑豁免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获得检察总长的同意，
因此，希普只得试探性地提出这个问题。
“你能变换一下你的故事吗？”希普问沃森，“如果我们让你获得豁免权的话。”
沃森由于服用镇静剂过量，仿佛不能明白我们向他提出豁免权的问题。审讯只
得暂停。
凡听过审讯或研究过记录稿的人，都深信沃森曾经是个间谍，而且大约是从一
九三八年开始的。在我看来，他能接触到反潜探测研究，在剑桥间谍当中他或许是
最具有破坏力的人。有一个细节尤其可以肯定这一点。沃森讲了一个很长的有关康
德拉谢夫的故事。他同康德拉谢夫会过面，但看不起他。他仔细地把康德拉谢夫描
述了一番。沃森说康德拉谢夫太资产阶级化，穿着法兰绒裤子，一件蓝色呢西服，
还牵着一条花毛狗。他们吵了一架以后，从此再没有见面。
这同戈利金早期材料中的一个交待是相符合的。他说康德拉谢夫被派到英国去
指挥两个间谍——一个在海军，一个在军情六处。军情六处的间谍肯定是乔治·布
莱克。我们总以为海军里的间谍也是布莱克，因为布莱克在加入军情六处之前曾在
海军服过役。戈利金还讲了另一个细节，他说康德拉谢夫与那个海军间谍翻了脸，
那个间谍反对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拒绝同他再见面，结果前克格勃常驻伦敦的
官员克罗文被迫回到伦敦代替康德拉谢夫来指挥这名海军间谍。很显然，这个海军
间谍就是沃森。
由于军情五处的坚持，沃森在一夜之间便被调离了机密岗位，转到了海洋地理
研究所。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由于沃森并没有认罪交待，我们只得把他在审
查表上隐瞒了的共产党员的背景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共产党员的背景情况作为法
律上的依据。他没有提出抗议。
审问沃森之后，我决定再作一项尝试来突破他。我安排沃森到一个中立地点—
—伦敦的布朗饭店去见布伦特。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还不能完全肯定沃森
已经明白了我们对他提出豁免，我要布伦特去跟他解释。第二，如果可能，我想解
决沃森是不是“五人集团”的成员这个问题。戈利金说“五人集团”的成员相互都
认识，但他们知道他们都是间谍。就布伦特所知，这只是个“四人集团”——他自
己，伯吉斯、菲尔比和麦克莱恩。像凯恩克罗斯和朗这种被招募来的人，是独立于
中央集团成员以外进行活动的。沃森似乎很有可能是第五个间谍的首位候选人。
布伦特起初很不情愿实施这项计划。
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时，他恳求道：
“阿利斯特已经受够折磨了。”
我曾安排布伦特与他以前的密谋分子见过许多次面。同朗和斯特雷特的会面都
没有引起什么不愉快。布伦特甚至还告诉斯特雷特说，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揭
发了他。但是当我建议他与普利兹男爵联系时，他下意识地感到不安。普利兹男爵
在战争期间是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手下的间谍，早已回东德去了。普利兹在战时与
布伦特搞过同性恋。乌斯季诺夫把普利兹带出荷兰之后，又回到伦敦去了。一九四
五年，布伦特陪着普利兹回到东德，从那以后，他们甚至还有联系。普利兹在大战
前后都在为俄国人工作，以便为他回到东德扫平障碍。我有兴趣看看他是否又转向
我们这边来。我让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他能不能准备在赫尔辛基或柏林同我
见面。
“那不公平，彼得，那是肮脏的。他对这个国家做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可布伦特知道他是不能拒绝我的要求的。他写了信，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普
利兹拒绝了我的要求。
沃森就像普利兹一样，有某种东西使布伦特对承认他与沃森的关系感到坐立不
安。他承认同朗，同斯特雷特以及其他人的关系时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种
想尽力保护他们，尽力否定我们对他们的活动所掌握的情况的一种深深的渴望。此
外，这还是一种企图躲过交待这一关的渴望。我想，他害怕被他们看出是个告密者。
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到科道尔学院去接布伦特，然后开着车去了布朗饭店。帕
特里克·斯图尔特已经为我们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并和沃森在那里等候着。布伦
特极度紧张不安。
“我希望你能给我来点什么喝的。”他在我们到达饭店时这样说。
他和沃森都紧张地互相打了招呼，生怕在帕特里特和我面前流露出任何热情。
沃森十分虚弱，就像一个刚从医院里出来的人。最后经我们劝说，他又讲了一遍与
俄国人交往的故事。在审讯室里，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可在布伦特面前讲这个故
事就显得可笑了。
他们两人都用了大部分时间来谈剑桥，谈奥托，谈在三十年代把立场移往左边。
我感到惊奇的是三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积极性结束时的那种奇特的方式：在一个饭
店的房间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瓶金酒。他们想要改变世界，但却以改变自己
而告终。
“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阿利斯特。”布伦特说，“我已经坦白了，”他继
续说，“我还在这里，你不必担忧。”
可沃森根本不听布伦特的恳求。他们的谈话自相矛盾。沃森无法自持地嫉妒布
伦特，显然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如此。然而，这种嫉妒只有在他喝多了酒之后对他的
朋友进行攻击时才暴露出来。对他来说，背叛变节仿佛已经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他
的一生已经败下来了，于是更加有兴趣地谈论着这一步是在什么地方走错的。
“你如此成功，安东尼，可正是我才是剑桥的伟大希望。剑桥是我的整个生活，”
他说着竟快要落泪了，“但我不得不参加秘密工作，而它却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布伦特离开了桌子，焦虑不安，处境窘迫。他走到在房间另一头的酒柜前。他
差不多已经喝了整整一瓶金酒了，可仿佛还想喝。我走到他面前。
“怎么样……？”我问。
布伦特站在那里，他的双肩由于紧张而往下垂着。
“我想你是对的。”他说，眼睛闪烁着冲动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我们当中
的一员，可我从来没有招募过他，盖伊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招募过他。”
金酒喝完了，布伦特为他自己倒满一杯雪利酒，并加了一点苏打水。他一饮而
尽。
“有时，”他说，“我想进监狱会更舒服。”
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在D 处三科调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给予了帮助。
他们两人对这一时期的人际关系和那些暗藏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他们常常能够安排
那些与“五人集团”有关系的人同我见面，否则这些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维克托
还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见。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后，令我入迷的问题之一是，
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学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曾经是招募的目标。伯吉斯、布伦
特、菲尔比和麦克莱恩都受过第一流的教育，我怀疑还有没有别的小团体也被招募，
譬如像蜚声全球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我的怀疑落在了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查——俄国原子弹之父身上。卡
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国皇家学会资助来到剑桥，他在剑桥建立附属于卡文迪什实验
室的蒙德定律温度实验室。卡皮查一直同苏联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看见他
多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俄国的情报官员。到了三十年代，苏联鉴于日益加剧的国
际紧张局势，坚持让卡皮查回苏联工作，并被允许携带他所有的设备回国。他在大
战前后都一直与英国的科学家们保持着联系，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设施齐全的别
墅里接待那些来俄国的科学家。多年来，军情五处内部流传着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
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他可以招募的对象这种说法，可始终没有人对这个说法进行
过探究。没有人知道这些招募对象是谁，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
成功了。这又是一起无头案，只得留在档案里让人们怀疑和猜测。
只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里安勋爵。阿德里安与
卡皮查很友好，在剑桥时就有联系，他是在卡皮查还没有离开英国时认识他的。六
十年代时，阿德里安曾任剑桥大学校长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维克托很快就安排了
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与阿德里安见面，然后再不知不觉地引他谈到苏联科学
家这个话题。
阿德里安完全愿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们对卡皮查的怀疑，尽管他非常敬佩卡
皮查的成功。他—一举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别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
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档案室去核实，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会见、
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