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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档案室去核实，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会见、
估量、澄清，也有个别的人需要从秘密岗位上调离。所有这一切终究是为了保证不
使任何一个人漏网。
维克托所给予的最重要的帮助是劝说弗洛拉·所罗门再次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
从她与阿瑟的谈话中我知道，她了解的情况比她讲出来的情况更多。三十年代中期，
她显然是生活当中最为活跃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丽棋·菲尔比以及伊迪斯·杜德
·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丰的“五人集团”的鼓励者、同伙以及信使。她同阿瑟
见面以后，拒绝与军情五处再次见面。她对阴谋与背叛有一种典型的俄国人的猜疑。
她以为我们会出卖她，把她投进监狱，或者被俄国人暗杀，就像她相信汤姆斯·哈
里斯的情况一样。我请维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说情，她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见
我。
“丹尼斯·普罗克特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咆哮着说。
的确意味着某种东西。丹尼斯·普罗克特当时是燃料和电力部的常务副大臣，
他是三十年代进入行政机构的，曾担任过斯坦利·鲍德温的私人秘书。通过我的剑
桥和牛津之行，我发现差不多有十多个人都指出普罗克特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一
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具有共产国际在剑桥招
募的对象的典型痕迹——他是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
徒学会”的成员。
还有一件有关普罗克特的怪事让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
不明原因地离开行政机构，在哥本哈根一家轮船公司找了一个工作。一九五三年，
他又突然重新出现在伦敦，并恢复了在行政机构的生涯。
我问弗洛拉为什么提到普罗克特。
“金过去常常带着一些人来看我，”她说，“他对我的意见很重视。我从来不
介入，不过我常常告诉他我对他招募的人的看法。”
“就普罗克特而言，你对他讲了些什么……？”
“金有一天晚上带他来吃饭，我不喜欢他。我告诉金，这个人不好，没有脊梁
骨。我问金他如何受得了重压？”
普罗克特显然是布伦特决意不肯告诉我的另一个名字。我去找了霍利斯，请求
允许我与普罗克特谈一谈，可他拒绝了。他说那将在白厅引起太多的混乱，那里的
问题已经够多了。我得等到他退休以后。霍利斯说毕竟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嘛。
普罗克特退休后住在一个很可爱的法国乡下的农庄里，这个农庄在阿韦尼荣郊
外山峦起伏的乡下。他同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到法
国去拜访了他。
普罗克特有一副显贵般的外表，鹰钩鼻子，前额周围的头发已经脱去，带着一
股宗教气息。他和蔼而大方地接待了我，这是上层英国人对来访者团有的分寸感。
我解释说军情五处正在追询三十年代的事。
“我们只是找找线索，你知道，就是那一类的事……”
普罗克特用文职人员的简洁的语言谈起那一时期。开始时，他没有谈及自己。
像一个标准的文职人员，对于其他人的生活和决定，他是一个谦逊的旁观者。可是
在他的含蓄下面，我能觉察出一种热情，仿佛他在回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你对在那时的事情怎么看？”我间道。
“你指的是我的政治信仰吗？”他反问道，并对我的委婉报以微笑。“那么，
你大概知道我一生当中一直是个左翼分子吗？”
“是真的吗？”
“哦，是的，”他继续说下去，“但从未做过共产党员。我非常想进政府部门
去工作，因而没能加入共产党。此外，我没有像伯吉斯那样的人有勇气，他们是公
开加入共产党的。”
我问他盖伊是否接近过他，让他为和平事业工作，或为共产国际，或为类似机
构工作。
他摇摇头。
“没有，我想没有这样做……没有，我完全记不起这些事了。”
“可盖伊知道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吗？”
“晦，当然罗。我们非常接近。盖伊，我，安东尼。‘使徒学会’，你知道…
…”
“他从来没有试图招募你，你对此不感惊奇吗？”
他停下来思索。
“我想是这样，现在既然你已经提及到这一点了。事实上，我对他没有招募我
实在感到是种奇耻大辱……”
他大笑起来，我也大笑起来。他提议在饭前出去散散步。那时还是冬天，可土
地已经在解冻了，仿佛春天就要来临一样。我们又谈到其他的一些事——关于英国，
行政机构以及事物发生变化的方法等。
“我们大多数人，你知道，都耗尽了我们的一生为逃避三十年代。”他告诉我
说。接着我们回首俯瞰通向他的房子的山谷。
“我们当时都非常快乐，那是我们的世界，可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却失去了这个
世界。从那以后，我们就在想方设法来逃避。”
他指着被黄昏的薄雾笼罩着的农庄。
“那就是我的避风港……”他说。
那天晚上，我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又带着葡萄酒来到他的书房。
普罗克特已经喝醉。我能看出他感到我的来访是一种压力。他知道我迟早会转回到
伯吉斯的话题上。
他仿佛因喝了葡萄酒打了一会儿吨，醒来时已大汗淋漓，他用手帕开始紧张地
擦着他前额上的汗。
“为什么你认为盖伊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招募你呢？”我问他，又为他斟了酒。
普罗克特一饮而尽，自己又倒了一杯。
“我非常钦佩盖伊，”停留了片刻后他这样说，“人们忘记了，你知道，盖伊
是多么有才气。他们记不得他在大战前是个什么样子了。他的神情外表，精力和智
慧。他们光想到他以后的事。”
我什么也没说，等待着他来打破这种沉默。
他又开始更急地谈着。
“你明白吗，我对他一直是开诚布公的。当我有了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多么秘
密的问题，我都要去找他一起讨论。他总是给我以忠告。我想事情的真相是盖伊没
有必要招募我，他可以获得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他只须说一声就行了。”
“一九五一年呢？”我问，急切地想在他谈话时施加压力。
“不，不，不，”他倒抽了一口气，“你完全弄错了。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才
在一九五O 年离开的，跟这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因为我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她自
杀了，你知道，在一九五一年。”
“你在盖伊离开之前见到过他没有？”
“没有——可我妻子看到过他，大约是在他走的六个星期以前。她和她的父亲
与他很接近，当时我在哥本哈根。”
“以后她就自杀了？”
“从那以后不久，是的……”
他坐起来并看着我，突然清醒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想提及这事。我向你保证，跟这完全不搭界。”
他又颓然倒在椅子里，就像一个被剥夺了圣职的传教士一样瘫软了。
“这两件事都是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他平静地说，“一两年以后我才恢复
过来。爱德华·布里奇斯邀请我回行政机构来工作，我这才回到了英国。”（爱德
华·布里奇斯当时是财政部的常务副大臣和国内行政机构的首脑。）
我从未弄清普罗克特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为什么要自杀以及她同伯吉斯讨论了
些什么。有关普罗克特的真相难以判断。我倾向于他从未被正式招募过的说法，但
我不相信他在一九五0 年去丹麦与伯吉斯毫无关系这种断言。然而这个案子无论结
果怎样，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他当时是鲍德温的私人秘书，他把他办公桌里的
机密都给伯吉斯看过，或许这样一直持续到了一九五0 年。
在以后一次我与布伦特会面时，我把我同普罗克特讨论的事告诉了他。
“你没有向我们谈到过他，安东尼。”我说，带着责备和气愤的口吻。如果布
伦特感到这种撒谎是朋友之间的事，他总是焦虑不安。
“你又一次保持缄默——为了保护他。”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仿佛他能看到过去。
“丹尼斯怎么了？”我又问。
“我能说的只是他是盖伊最好的情报来源。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扮演的是个什么
角色，”他最后说，“我只知道他现在仍然在政府部门……”
“可你可以猜测……”我有些不耐烦了。
布伦特拉上窗帘，仿佛对外面广场上的嘈杂声。灰尘和风气有些失望。
“除非你有过这种生活，彼得，否则你是不会理解的……”
“哦，我有过那样的生活，安东尼，”我说，突然感到很生气，“或许我知道
的有关三十年代的事甚至比你知道的还多。我记得我父亲因为没有工作而发疯一样
地酗酒，我记得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我的世界，我的一切。我知道三十
年代的一切……”
在D 处三科的研究当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牛津大学有一个集团存在。
过去，苏联的招募工作主要是与剑桥大学有关，可当布伦特坦白之后，我们认为伯
吉斯和克卢格曼显然以同样的方式把牛津作为目标。牛津集团的第一个稳定的情报
源是布伦特在科道尔学院的同事菲比·普尔。布伦特承认她在三十年代是他的信使。
我迫切想要见到她，她同布伦特的关系很好，两个甚至合写过一本关于毕加索的书。
布伦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处在精神分裂的状况中。他说如果
我直接找她谈话，她会闭口不谈的，或许更糟，因此他为我安排了一个代表——科
道尔学院的另一位高级人物阿妮塔·布鲁克纳，我可以让她把我提出的问题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