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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
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
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
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
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
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
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
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
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
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
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
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
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
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
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
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
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
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
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
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
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时的情形），他便站到窗
子前边去，大口大口地吸烟。凭着我的直感，他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于彼此的地
位有霄壤之别，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时他还去抚摸一下在屋里坐着的那只
狼狗，似乎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但当我提出要回监舍时，他又让我接着说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忆不起来究竟又谈了些什么了，但我记得直到屋内亮起了电灯，我才从
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不无后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说
了这么多，而董没有表一句态，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在1959年向党交真心时，自己不是
没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要是把对大跃进、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大放卫星”等问题的真实看法，藏之于心，不吐出唇，何以会落个如此下场？！文
人理性思维总是个负数——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责骂着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内，同类们听了关于“一麻袋书”的事，都分析这是好事。
“为什么早不还，两年多了今天才还回来？”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梦呓声中，我曾经一度死了的文学梦想，在内心深处被重新点燃了。当时
正值冬日，每天的劳动项目，都是沿着凤河河堤挖坑种树，活儿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见
团河宫的亭台水榭，对比茶淀确实有一种走进了伊甸园的陶醉感。于是在周日休息时，我开
始了在纸上的涂涂写写，编织铁丝网时构思的《彩凤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虽然身在梦
中，但还是清醒地看到，一个没有摘掉右派铁帽的人，是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我期冀
着能有摘帽的幸运——因为王蒙、燕祥、绍棠……都是在摘去了头上的“桂冠”后，才有作
品重新问世的。
在此期间，我的知识分子的轻浮症，可以说暴露得一览无遗。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名人说
过这样的话了：看一个人的质量，最好就是看他在最得意时，是一副什么神态；再看他在最
失意时，是一副什么面孔。回眸那一段时日，我失意时到还没失小雅，但是过早到来的得
意，使我今天为之汗颜。记得，鲁陆山就曾变相地提示过我，现时是一块铁，一切温情的梦
幻，都不过是一枕黄粱。但是自从那些昔日的书被归还之后，我的心态便开始升温——直至
我有心去勾勒小说。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待那一段日子，也不无可取之处。人生在世，总是有希望才活
得痛快一些。昔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精灵，若同一剂灵丹妙药，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哪怕是在地狱中度日，也能找到诺亚方舟之桨，把地狱中的魔鬼，划到天国的极乐世界
中去。其实，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和中同知识分子似曾相
识，在那苦难的岁月中，阿Q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梦中之舟。
有一天，我们又在凤河旁边挖坑种树的时候，天上有一只乌鸦，飞过我们的头顶。不偏
不斜，把一泡乌鸦屎正好拉在我的衣袖上。自古以来，乌鸦在民俗中就不是吉鸟，那么它的
那泡稀屎，则更是凶兆的象征了。这泡乌鸦屎，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怎么它不拉在别人身上，而偏偏拉在你身上？”
“这里边大有学问！”
“有会解梦的没有？”
“有！”
于是这泡乌粪，成了阿Q们苦中寻乐的话题——而被黑乌鸦钟情的我，也就成了被评说
的众矢之的。本来，我干活时穿的是一件来团河之后才换上的新棉衣（当时衣着只有蓝色、
黑色），心中已然十分不快；而那泡稀屎落在我的袖口上，又难于把它立即擦干净。没有办
法的办法，我用挖坑挖出来的土块，在袖口上抹了很久，才算把那黑白混杂的乌粪给抹掉
了。因而我面无笑容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乌鸦落在了猪身上——黑找黑！”
“这是同类相亲，黑乌鸦对‘黑五类’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泪！”
一片嬉笑之声——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同类们一起苦笑。
“不！你们都说错了。要说析梦问卜，还得我曹克强。”师大地理系来的老西子，露出
他的斑斑黑牙。他一开口，就使同类哑音，“让我看，你们这些甚的‘吃屎分子’，只有在
这儿接受劳改的命。你们读过《易经》没有？那里边充满了辩证法，比如，其中的天人合一
以及阴阳互换甚的，包括了宇宙间的许多学问。我们都是在五七年倒了大霉的人，维熙君比
我们的命运更惨，夫妻俩一块从天堂进了地狱——《易经》中包含的物极必反的哲理启示我
们，如果这泡老鸹（即乌鸦的俗称）屎，落在当年的乾隆皇帝身上，当然是大凶的象征。但
是我们已经是地狱里的鬼了，《易经》中的阴阳转换告诉我们，这泡老鸽屎，无论落在谁的
身上，谁都要走好运了。而老天有眼，这泡老鸹屎不落在别的同类身上，偏偏落在维熙君身
上，正是天意表明维熙君命运要有什么转机了。你们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法，因而对这
泡老鸹屎，做出了完全相悻的解释——我在这里有必要对你们进行一点辩证法的教育。”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几个幽默人物之一。他读过的杂书又多，因而当他的话一吐出舌
尖，当真起到了压轴戏的作用，有的同类表示同意他对这泡乌鸦屎“反弹琵琶”的解析，并
拿我开起心来：
“哎呀！从公将有什么喜事临头呢？”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也许是要唱一出《天河配》吧！张沪是不是要来团河探视你？”
本来，同类们难得找到一个取乐的机会，那泡乌鸦屎便成了劳动中的一乐。曹君还煞有
介事地向同类们宣布：你们这些“吃屎分子”一旦不吃劳改饭了，政府再不管你们，你们怕
是要喝西北风活着；我这老西子不怕找不到饭辙，摆个卦摊甚的，还能喂饱肚子。至今，这
一场苦中作乐中同类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当天，我也丢开了晦气，和同类们乐成一
团。但是人生一世，确实有无数的巧合，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读报的时候，与美国鬼
子在朝鲜打过仗的小队长王贵峰，从队部办公室开会回来，就招呼我说：“董指导员找你，
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我说：“前几天刚刚找过我了。这次……”王贵峰说：“为啥找你，我不知道，反正不
是为书的事。第四小队原来的小队长，要调到院门口当中队值勤，是不是叫你去到第四小
队？我这可是胡猜，你可别认真。”
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我的劳改历史中，一直是一头磨道上的驴儿——听人呼唤
的；要我去指挥别人——那等于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白天与我在一起干活的同类们，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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