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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我去指挥别人——那等于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白天与我在一起干活的同类们，却
立刻和那泡乌鸦屎联系到一块儿了，说我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并且在我走出屋子的时
候，有人高喊——乌拉！（乌拉即当时的苏联语“万岁”之意）
从“乌鸦”到“乌拉”，真有点像是一个寓言。一切正如王贵峰所告诉我的那样，我走
进董维森的办公室，他就通知我这一“任命”。我反复说明我不是那块材料，又没有干过这
种工作。我说我不怕劳动，不怕吃苦——但是不会组织劳动，更没有管理几十号人的本领。
董维森一开始没有批评我什么，听到后来终于识破了我的心机：
“你是不是不愿意向政府汇报别人的思想，以显示你的清高？”
我违心他说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董维森对我亮出了底牌，他说：“你们里边不缺爱
打小报告的人。比如，今天在工地上，一泡乌鸦屎拉到你身上的事，我马上就知道了——政
府的耳报神有的是，可是这种汇报对你们自己毫无意义。上边关注的不是这些屁事，而是你
们中间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动态。比如，你要去的四小队里，有被毛主席点过名的谭天荣，有
被陈毅称之为忘了本的刘介梅式的人物周大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们不过才来了多
半个月，有关他俩的报告不少，但是从我的感觉里，都不是真实的——其中不外说他们至今
还如何如何反动。我看，他们各方面都还不错嘛！所以，要找一个能识大局。有清醒意识的
人，去这个小队。看了你的副档，别人说你思想反动的小报告不少——我看都是一些急于立
功。泯灭知识分子天良的人。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一个劳改干部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的，我感到震惊。在《走向混沌》第一
部中，我曾写到过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队长，他展示的是对苦难囚徒人性美的一面。当然潜藏
在人性美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曹茂林对受难知识分子的无法表达的同情；而这位董指导
员，表现出来的没有人性的面纱遮面——他与我谈话的内涵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题，因而我
坐在他对面的木椅上，惊愕地答不出半句话来。“你听明白了没有？”他见我久久无言，走
到火炉旁捅了捅炉火——再把屋门关上，然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两眼直视着我说：
“你折进大墙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后写的检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该怎么对你说
呢？大跃进、大炼钢铁……你表达的是许多老百姓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顶多算半个知
识分子吧，但不是个睁眼瞎子。上次找你谈话，我有一点儿没有告诉你——你那部退到这儿
的小说《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写着‘经查，没有发现问题’——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
非把你送到这儿来！”
我低下头来，无言以答——因为我不仅很害怕提及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可
是此时此地，被一个对我执行专政的干部，提了出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1979年我的
问题平反，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我急于要去看望的劳改干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维
森。曹没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请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饭，在对饮之中，我和他
一起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我代表我们一代受难知识分子，向这位正直并关注中国前
途和命运的公安干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对董如此的坦诚，我已无退路可寻，但我清
楚地记得，我对当好这一角色仍然十分胆怯。
回到监舍，当天晚上就从二小队搬到四小队落户了。尽管是一个简单的行李和脸盆之类
的杂物，还是有几个同类帮我搬运。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弹琵
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应验。在某种意义上回眸当时，这种命运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
的——因为董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此举，对我也有着它的负面价值——它使我本
来就孕生了的梦，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仿佛我真是怀胎十月的母体，那婴儿当真就要分娩了
似的。
这个婴儿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学。我写信给绍棠，给燕祥，给厚明……我告诉他
们我还活着，而且活得离他们越来越近，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相互叙
叙别情。绍棠的信，复得非常及时，他告诉我燕祥正在忙于搞一部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
的舞台剧本，他则在写他的小说。至于时局，时暖时寒，听说党内又有反右倾之说云云。他
在信尾是不留名的（这是我进劳改队之前，就相互约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挥洒自如的
钢笔字，我已然结识八、九年了。也就是在这段时日，我复苏了的文学神经，指使我给我文
学启蒙老师孙犁，写了一封十分动情的信。为了不给这位我崇敬的前辈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右派身份连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个印有许多花纹的信皮（就像是一个女性的信函），
并隐去发信的地址，将信寄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我在信中告诉孙犁前辈，我虽身处逆
境，但无论还要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的生命都不会离开文学。信尾，我告诉长者不必复信
给我，我正在某一个劳改驿站上过着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并希望孙犁珍重身体。
没有料到的是，孙犁当真收到了这封信。当我在1979年复出后，孙犁同志为我第一本
书作序时，在书的卷首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应是一九六三年
的早春——笔者），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
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
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
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让我知道一下，
也不必回信了。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
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
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这就是我在苦苦寻梦时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缩影。在给孙犁同志的信中，究竟还写了些什
么，我已无从记忆；但是对所处境况的感慨，以及圆我文学之梦的期冀，深藏在文字之中，
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但是不久，沉重的体力劳动，第一次撕碎了我的梦幻。
第7节 挖湖造山的记忆
在团河农场的日历牌中，没有比这一段日子，更具有英雄主义色彩了。
在凤河边上浪漫了不久，我们便开始了一项名叫“人工湖工程”的艰辛劳动。那是寒冬
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
那里远离团河宫，而在总场场部的一侧。死了诗情的风景线，同类们又回到了过去的日
子。开挖人工湖动员会上的报告很简单：团河是个经常接待外国人参观的模范监狱（南区皆
为犯人），为美化环境之需，要开挖一个开阔的人工湖，把挖湖的土，堆成一座山——有山
有水，将为农场增光增色。当然，这里边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让右派们在艰苦的劳动中脱胎
换骨。中队长高元松是个讲话简短的人，没有虚词废话。
在我的记忆中，这项工程是在我担任第四小队队长之后的一、两天内开始的。由于我们
要到离开三畲庄很远的地方去挖冻土，因而每天要带上锹镐等许多工具，列队前往工地。也
正因为路远，中午不能回来吃饭，伙房要把饭菜送往工地——在露大的冬日荒原上吃午餐，
十分艰苦。此外，同类们需要把一筐筐挖出的稀泥，运往几十米之外的地方堆积成山，这之
间的距离，足以使懦夫怯步。
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来我家做客时，曾敏感地看见我的双肩
失平。我向她简单他讲述了当年挖人工湖时的状况，我常用左肩，所以左肩比右肩高出来一
块肉疙瘩。山崎丰于是个直性子的老太太，她用手扒开我的衣领，站在我的面前，仔细地端
详了好一会儿，突然之间，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我则没有任何感伤之情，因为若论
肩上的磨难与负重，我可能还比不上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挑夫——我想，她的眼泪不是为我一
个人而流，是为中国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而流淌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留下双肩失衡症的
不止我一个人——我们像是一匹匹苦驼，只知道拼命地劳作。
我这个小队长的差事，本来可以不参加劳动的。但是受一种使命感的支配，我从不借此
逃避劳动——正好相反，哪儿活累我往哪儿跑。记得有一次，四个小队举行抬土的擂台比
武，当时土山已堆到几十米高，比赛的项目是看谁能抬土最重，而且要不歇脚地。一口气把
泥筐抬到山的最高峰。我自告奋勇充当了这个角色，与我同抬一筐重约五百多斤泥土的人名
叫王玉珊，是来自北师大的大力士。泥山的路滑滑的，我们仍蹒跚着艰难地向上迈着双脚，
走着走着，只听得叭地一声巨响，我们肩上的硬木扁担，被压成了两截。
土山上下，响起一片欢呼声。
我和王玉珊双双跌倒在了泥山上。
参加开湖造山劳动的只有我们清一色的老右还有在工地巡视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