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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圣诞节好像是个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我感到不舒服，就告诉了弗雷克曼小姐。她把我送回了家。我记得我就躺在父母房里那个壁炉前的一张小沙发上。医生说我得了脓毒性咽喉炎，建议我卧床休息直到退烧。几天之内，鲁珀特、沃纳、海德薇格还有马丁娜也相继病了。儿童室成了个病房，医生诊断是猩红热，这病正在克洛斯特新堡传播。妈妈和康妮婶婶在儿童室里照顾病孩，施蒂格勒太太则在主楼外的房子里腾出了两间屋子给治愈的和没得病的人住。约翰娜，康妮宝宝和我被安置在那儿由弗雷克曼小姐照料。
妈妈主要照顾还是小毛头的马丁娜，她病得很重。一月间，妈妈也病了。我们不能去看睡在卧室里的妈妈，因为她的猩红热极其严重。成人得猩红热是非常棘手的，常有生命危险。妈妈被送到维也纳的勒维疗养院，在那里断断续续地住了八个月才回来。那时是八月，我们在好几个星期前就都康复了。妈妈又回家了，我真是高兴极了。
她坐在一张轮椅上，披着一条骆驼毛毯子，看上去十分虚弱。“现在我终于回家了，”她快活地说，“但我走不了路了。我得重新开始学习走路。”“我来教你走路，”我说。她很开心的样子，虽然她知道凭我这个小个头是没法实现这个承诺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1922年9月3日 ，这天是星期天，早晨六点，我被马丁教堂塔顶的钟声惊醒。
这是为妈妈敲的钟，这么想是因为我知道只有在人死了的时候，才会敲钟。我又昏睡过去，直到康妮婶婶进来叫我们起床。
鲁珀特、玛丽亚、沃纳、海德薇格还有我被带到楼下，被告知要去维也纳看外婆。约翰娜和马丁娜留下跟着康妮婶婶。我们上了博比舅舅的车，我问是不是可以和妈妈告个别，全然忘了早先听到的钟声。
康妮婶婶回答说，“不用了，妈妈很累，还睡着呢。”
博比舅舅把我们送到维也纳的布罗伊纳宫，外婆在那里有套房间。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爸爸每天都来看我们。我们问起了妈妈：“她还好吗？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看她？”
听着我们的问话，却无法告诉我们妈妈的噩耗，对于爸爸来说是多么得痛苦！过了几天，博比舅舅又把我们装进了他的车里，开车前往匈牙利，他在那里有栋房子，就在一片李子园的中央。和博比舅舅的这趟旅行是我第一次坐汽车。那时的路多是烂泥路，坑坑洼洼的。车子是老式的敞篷车。博比舅舅知道这一路上没地方买吃的、加油，或是买别的什么必需品，于是以无法形容的惊人速度载着我们奔驰在奥地利与匈牙利的烂泥路上。他一定是想一步就开到他匈牙利的家！车轮驶过之处泥浆飞溅。路边的行人无不被溅了一身，除非他身手敏捷能早早地避让开。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毛骨悚然的经历。最后，过了看似无休止的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博比舅舅的家。他，一个单身汉，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要在这栋房子里担负起照管他的这群失去母亲的外甥、外甥女的责任，而这帮孩子却还不知道他们母亲的死讯。
过了些日子，爸爸来了。他把孩子叫拢来，在起居室里的一张小沙发上坐下。我们都坐在他跟前的地板上，他告诉我们，妈妈去天堂了。他没有哭，也没有跟我们多说什么。他只是说，当我们回到家，她再也不会在克洛斯特新堡了。我们当中有人开始哭了，康妮婶婶一个劲儿地安慰我们。“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妈妈了，”我对她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让她取代妈妈，但在一个九岁孩子的心里，我知道，母亲总是要有的。
这似乎有些奇怪，妈妈死的时候，她的孩子们却被急匆匆地送走了。在她弥留之际，我们没能被允许和她在一起；也没能送她到世间的长眠之处。很久以后，爸爸告诉我们，他是希望我们铭记那个我们所熟悉的妈妈——微笑的，快乐的，健康的。或许，爸爸是记起了他的那份伤痛，当年，是他和沃纳叔叔合上了他们所热爱的母亲的灵柩，他希望他的孩子不要体验那种痛苦。
在克洛斯特新堡，我的床放在窗边。躺在床上，就能看看黑漆漆的天空。一天晚上，当我望向窗外的时候，我看到夜空中有一颗出奇亮的星星。既然妈妈再也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我想像她就住在这颗星星上，这样，她低下头来，就能看着我们。
第三章我们的新家（1）
7 萨尔茨堡近郊，我们的新家
妈妈安葬后，我们从匈牙利回来了，回到这个空荡荡的家。是的，家具都在，还是老样子；仆人也在，弗雷克曼小姐也度假回来了。施蒂格勒一家也在。和过去一样，花匠古斯特尔和他的帮手奥斯卡还在照料着花园和果园。康妮婶婶和我们一起从匈牙利回来帮助爸爸打理家事。但感觉这房子仍是空荡荡的；它的魂走了，妈妈，曾是这个家无处不在的甜蜜身影消失了，家具上落着灰。我陷入沉思。妈妈曾给我做示范怎样掸灰：“把家具上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开——书，小零碎，小雕像，像框——擦掉上面的灰，把东西放回原处，摆放得和先前你没拿开时一样。”我们在楼上上课的时候，她一定是在起居室和餐厅里亲自掸灰。再没人会去收拾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到处都落着灰。
爸爸在屋外找活干。我相信，他无法忍受妈妈的离去所带来的空虚。他必须找点事情分分心。经过努力他在奥地利仅剩的一个海军机构，多瑙河轮船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但很快他就不做了，因为他发现，“这公司太腐败了”，我记得他就是这么说的。
博比舅舅邀请他回匈牙利，玩玩打猎这种有意思的事情。在那里，他见到了他的朋友卡尔·奥尔施佩格和妈妈的二哥弗兰克·怀特黑德。他还去拜访了外婆的妹妹内斯蒂姨婆，同姨婆商量了些事。
每次他从匈牙利回来，我们都会热烈地欢迎他。我们从宽大的旋转楼梯上冲下来，跳进他的怀里。他可没那么多手来拥抱七个孩子，但他总把我们一个一个亲吻过来。
妈妈去世后，爸爸希望我们能多接触外面的世界。有天晚上，爸爸和康妮婶婶带着四个大孩子，鲁珀特、玛丽亚、沃纳还有我，到维也纳去看歌剧《汉塞尔和格蕾特尔》。剧中有一段是那个继母把一锅鸡蛋放到炉子上，又跑到一边自顾自唱咏叹调去了。这段咏叹调对于当时六岁的沃纳来说未免长了点，他就一门心思地盯着那只炉子。突然，他从包厢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冲着下面的舞台喊，“炒蛋要焦了！”爸爸很尴尬，而康妮婶婶却只是笑了笑，叫他安静，跟他解释说鸡蛋不是真的。我猜想，对于沃纳出的洋相她一定在偷偷地乐，因为她自己就很幽默。
爸爸还带我们上维也纳看马戏，那里有大象演杂技，狮子和老虎钻圆环什么的。不过，我不爱看马戏。我很同情那些动物，因为它们被关着，没有自由。还有一次，他带我们到维也纳那座世界闻名的普拉特游乐场去玩，我们在那里坐了费里斯转轮 。从头坐到尾整整需要一小时。转到最高点时，整座城市还有多瑙河沿岸的乡村尽收眼底。
当爸爸看到他的几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必须得送他们上当地学校的时候，生活便有了大变化。鲁珀特与我必须参加正规的考试才能进中学。那所学校有男生也有女生，年龄从十二岁到十八岁。男生的教室在楼上，女生的在楼下。我们都通过了考试，但我被告知，在入中学之前我还得再读一年小学，因为我年龄太小。还要跟着弗雷克曼小姐读一年小学！我很沮丧，但又无可奈何。又过了一年，我第二次通过了考试。从那时起，我便与鲁珀特一起上学了。海德薇格则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
沃纳和玛丽亚被送到施蒂夫斯切利，上了一所天主教小学。沃纳这之前从没有与他同龄的男孩玩过；在家里，他只有一个哥哥，其余的都是姐姐妹妹。他不知道如何同别的小男孩交朋友，于是，他自己编造了一个朋友，给他取名叫泽韦林。他和这个朋友说话，还老在人面前提到这个朋友，但我们从未见过这个泽韦林。假如爸爸知道沃纳那么渴望有个朋友，我相信他一定会从学校邀请一个男孩过来和沃纳一起玩的。没过多久我们便知道了，这个朋友是假想中的一个人。
弗雷克曼小姐把我们每门功课都教得很好。但是，从一对一得授课到老师带着一个三十五人的班级，她没能让我们对这种转换有所准备，而那些老师又想当然地认为鲁珀特和我是接受过普通小学教育的。我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调整。
等我到了十二岁，弗雷克曼小姐为我和鲁珀特准备了我们的第一次圣餐。这是她回德国之前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我们上了学，家里便不需要家庭教师了。为了这次圣餐，在教堂地下室里安排了一场特别的弥撒。弥撒由一位奥古斯丁神父主持，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出席了。这是一场美丽的庆典，我迷失在对耶稣的深深敬爱之中。
妈妈去世后，一直是康妮婶婶照顾三个小的——海德薇格、约翰娜和马丁娜。而后她去维也纳陪伴外婆了，一次大战的时候，外婆对她是那么好。日子一天天过去，外婆也需要个作伴的，需要有人来照看她的房子。康妮宝宝也一块跟着去了。爸爸随后便雇了一个冯·克林巴赫尔太太当管家，还为几个年幼的孩子请了个保姆。
一天，爸爸把我和鲁珀特叫到餐厅说话。他告诉我们，当年他乘着萨伊达二号周游世界的时候，曾游历过一些美丽的岛屿。在那些太平洋群岛上，到处都生长着可可豆和香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