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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我们早期的一次音乐之旅。那是1926年的夏天，卡尔·奥尔施佩格表舅为他的住在戈德艾格的所有家人还有他家的一些仆人安排了一次野营旅行。他还邀请了爸爸，我们中谁对这次旅行感兴趣也可以一起去。露营地在一条冰川边，河水已退去，这里被崇山峻岭包围着，就是有名的下陶恩山。此处是山口这条路的最高点，就在林木线上方。这儿空气冰凉又清新，非常明亮而干净，令人感觉不可思议。穿过山谷的冰河水像水晶一样，清晨的露水在稀稀拉拉的草上和山地植物间闪耀。这片高山美景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这次出行一定是有所准备的，不过是我们小孩子不知道罢了。旅行开始的不久前，爸爸开回家一辆车。他介绍这辆车是“我们的新车”。这是一辆红色戴姆勒敞篷旅行车。它装有帆布车篷，雨天可拉开，看风景时又可以收拢来。车后有行李架。车子得摇动前方的曲柄才能启动。这车是爸爸给我们的又一个惊喜。从那时起，我们就可以开车去萨尔茨堡，只要五分钟；而骑车去仍需要半小时，步行，则得走上三刻钟。然而，没过多久，这辆戴姆勒就被发现刹车出了问题，不得不被送回工厂。因为修不好，于是又换了一辆。这辆是漂亮的深蓝色，开起来感觉似乎不错。
很巧，妈妈的哥哥弗兰克和他的妻子格雷特尔，他们的独生子约翰尼也住在我们这片居住区。他们也参加了这次野营聚会。弗兰克舅舅有辆四轮太脱拉，带有折叠车篷的那种，和我们家的一样。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们的新车装着行李、睡袋和食物就上路了。鲁珀特、沃纳、玛丽亚和我被选中参加旅行。大家在选好的宿营处碰面了。男人们支起帐篷，女人们则忙着准备吃的。
音乐是旅行中最美妙的内容。卡尔表舅拉手风琴——这个乐器可够复杂的，两只手要控制那么多按键，声音听上去有些像一架小小的管风琴。爸爸拉小提琴，波基泽中尉也拉，他是奥尔施佩格家的孩子的家庭教师。我想，他们是不同的曲子交换着拉第一和第二小提琴。奥尔施佩格家的音乐老师马斯塔列尔先生弹吉他。一个施拉默尔四重奏乐队开演了！他们从日出表演到日落。到了晚上，当孩子们和女人们回帐篷休息了，这个四重奏也对便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为我们演奏小夜曲。乐声先是从远处传来，随着他们离帐篷越来越近，我们会升起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优美音乐的包围中。
卡尔表舅为这个差不多有三十个人的大聚会做匈牙利红烩牛肉，女人们则准备饮料和其他食物。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表妹洛丽·迈兰，那时不过是一个约摸五岁的小姑娘，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系着一条鲜蓝色围裙，独自跑到溪边看鱼去了。突然，她感到背后有什么东西扯了一下她的围裙。她转过身，恰好与一张牛的脸撞个正着，那头牛正咬着她围裙的带子呢。好在她从来就喜欢和各种各样的动物打交道，所以她不慌不忙地要把围裙的带子把牛嘴里扯回来。幸亏有个大人飞快地赶来帮了一把，才把她的围裙解救了出来。
这次难忘的家族聚会差不多持续了三个星期。分别的时刻到了，大家都分头赶回各自的家。我们离开了身后的大山。虽然告别了亲戚，我们却把音乐带回了家。从那以后，许多曲子都被我们牢记在心。
夏天学校开学了，野营旅行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退了，但那些音乐还留在脑海中，而且成了我们的保留曲目，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在一起演奏。鲁珀特拉手风琴，爸爸拉第一小提琴，玛丽亚拉第二小提琴，我弹吉他！
我们的曲目日渐丰富，我们的热情也日渐高涨，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在山上听到的那些新曲子。其中有一支我们管它叫“The Tauern Marsch”（陶恩山进行曲）。还有几支舞曲和几首歌也是我们喜欢演奏的。那时候，我父亲在给他美国的堂姐妹弗洛拉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孩子们成天拉琴唱歌。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会那样做。”
第三章一位新母亲和两个小妹妹
8 一位新母亲和两个小妹妹
妈妈临终前曾对爸爸说，他应该再婚。她知道她留下了七个孩子给他，最大的十岁，最小的还不足两岁。他们需要母亲的爱、照顾和关心，我们这样的大家庭总是需要有个母亲的。
差不多这个时候，有人鼓动爸爸与妈妈的一个远亲——一位奥地利女伯爵结婚。然而，这场婚姻未能实现。爸爸对于爱妻阿加莎的离去伤心欲绝，不想在她去世后不久就很快结婚。他雇了一个管家来管理家事，并监督几个大孩子的日常生活。在艾根，管家是丽塔·曼德尔施罗男爵夫人，一位六十来岁，有教养的、说话柔声柔气的老太太，做起事来总是不声不响。
克洛斯特新堡的猩红热疫病结束以后，玛丽亚和沃纳留下了病根。两人都有心杂音，被告知要多加小心，千万不可过于劳累。但是这个底线在哪里呢？人们如何知道什么是过度呢？玛丽亚时不时地会接到警告：“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这样太过分了。那样太过分了。”我相信，这些适得其反的保护一定是打击了她的精神。而拉小提琴是她能做的屈指可数的几件事情之一，不会招徕那样的警告，“别干得太过分了。”
那时候，“小不点”和“大孩子”被严格地分隔开来。几个小的，海德薇格，约翰娜，还有马丁娜住一个房间，有保姆照顾她们的日常起居。她们有她们自己的游戏室。
几个大的，鲁珀特、玛丽亚、沃纳和我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家庭教师了。玛丽亚和我同住一个大房间，屋里有两张写字桌，我们俩就在那里写功课。两个男孩各住一间。曼德尔施罗男爵夫人像母亲一样守护着这个大家庭。每天晚上，她都会来到我们的床头跟我们道“晚安”，跟我们说话，帮我们解决我们会有的一切问题。我总是怀着深深的爱意想起她。但曼德尔施罗男爵夫人是管家，而不是老师。
玛丽亚因为心脏的关系，疲劳感开始加剧，爸爸担心了。四十五分钟往返学校，加之在教室里漫长的一天，让她觉得很吃力。终于，玛丽亚再也上不了学了，必须得请个老师在家里教她，让她不至于留级。爸爸请乌尔苏拉中学的校长帮忙在高年级里物色一个愿意住在我们家，辅导玛丽亚功课的学生。校长认为没有什么学生能胜任这一角色，但是他提到了一个老师的名字，是诺恩堡修道院的一个见习修女，她应该可以胜任，并能住到我们家来。她名叫古斯特尔· 库切拉，二十一岁。校长介绍说，这位特殊的老师要离开修道院一年去找份工作，因为她常犯头痛病。他认为，她的头疼病是修道院里一下子过于单调的生活引起的。
爸爸连人都没看到，就定了这个古斯特尔。第二天，她上我们家来报到。爸爸吹哨子把我们召集到楼下。我们两个两个并肩走下宽大的楼梯，因为这样下楼的速度才最快。随后，我们站到了一个人的面前，此人的衣着活像是连环漫画书里的人物似的。
古斯特尔——玛丽亚·奥古斯塔·库切拉是她的全名——穿着一套领口很特别的深蓝色夏装，戴着一顶皮帽。她一手拎着个公文包，另一只手里是把吉他。我们礼貌地向她问好，但不是很热情，因为她不过是玛丽亚一个人的老师。她应该和我们其余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介绍了一番之后，古斯特尔就被带去看她的房间，被告知下顿饭的开饭时间和地点。我们小孩子则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完成功课。
接下去的几天里，我们不怎么见到古斯特尔，她和玛丽亚在一起。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她才出现在家人的视线里。慢慢地，她开始同我们大家说话，当她知道我们喜欢唱歌时，也加入了我们的歌唱。她教我们唱她听到过的民歌。古斯特尔和管家就是不同啊，后者不知道要比我们老多少岁，而且从来也不会和我们一起唱歌！这一来，古斯特尔就和我们几个交上了朋友。因为她跟不归她管的几个孩子也打起了交道，她便侵入了某人的势力范围。我们的曼德尔施罗男爵夫人那里便出了问题。
既然除了教课，古斯特尔还有不少空闲时间，于是，她就被要求利用这些闲暇给孩子们补袜子。补袜子这种事情在美国不多见。不过在那时的奥地利，小姑娘穿的袜子不是丝的，也不是尼龙的，而是相当厚实的棉织品。脚后跟磨损变薄了，补一补的话，就还跟新的一样。男孩子穿的高统袜时不时的也需要补，于是，差不多有十四双袜子，也就是二十八只袜子需要忙乎。补好它们得花多少时间啊！古斯特尔讨厌这活，但还是服从了。我还记得她坐在地板的垫子上，身后的袜子堆成了山。她哼哼唧唧，唉声叹气地抱怨这这个没完没了的苦差事，抱怨着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补。
终于，我向她伸出了援手。困境中的她总算有个伴了，她开始跟我讲起她在维也纳的童年时代和在修道院里的生活。她也想知道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我那时十三岁。她告诉我，她是在一辆蒂罗尔开往维也纳的火车上出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她父母正在回家的路上，古斯特尔比预计的时间提早降生了。她生下来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她父亲把她托付给住在维也纳近郊的一个保姆照看。
古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