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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64年毛泽东由湖南返京，火车经过岳阳地段时，索笔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手书墨迹，现由两位退休老工人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写过季攀龙的一首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有人曾问过周世钊，“侍臣”指的是谁？周世钊说，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周世钊还说，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
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后，则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四句诗便变成对林彪讥嘲的诗了。
对杜甫的《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把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同志的信中谈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北征》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至唐肃宗所在地凤翔，其时家在鄜州。这首长达700多字的五言长诗是杜甫由凤翔至解州探亲时写的，即诗人在小注中所说：“归至凤翔，墨制放经鄜州作。”鄜州在凤翔东北，所以诗名《北征》。诗中分别叙述诗人回家探亲时忧国忧民的情怀，旅途见到的战争创伤；久别还家时家人的凄惨境况；切望以官兵为主力收复两京，对借兵回纥怀有的隐忧；最后叙述了对唐朝中兴寄予希望。杜甫在诗中采取“敷陈其事”的叙述所见、所闻、所思，但在形容旅途中见到的“山果”“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即用比喻；“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即用兴的手法。所以毛泽东说：“其中亦有比、兴”。
杜甫写过一首五言古风《前出塞》，主要是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其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毛泽东读过这首诗，六十年代末，毛泽东曾借用这首诗来表达过他的外交战略。据吴旭君回忆：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时，毛泽东曾预测过尼克松可能当选，还说准备请他到北京来。吴旭君说，尼克松是反共老手，同他会谈会有舆论压力。毛泽东接着让吴旭君背杜甫的《前出塞》，然后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话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了。
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无疑是对杜甫《前出塞》要旨的政治化运用。
29。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读韩愈《韩昌黎全集》）
［原文］
（略）［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解析］
韩愈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他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盛唐、中唐以来逐步兴起的佛、道二教，以整饬社会风气。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他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便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黎民百姓的人性视为下品，认为这是不可变更的天理自然。他以维护道统自居，他的“道”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原则的概括。
对韩愈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基于此，他扬柳抑韩，称赞柳宗元反对韩愈的文章，也称赞文史家们扬柳抑韩的论著。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解析毛泽东读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条目，即有叙述。此外，《韩昌黎全集》里有一篇《伯夷颂》，称道伯夷兄弟不作新朝臣民，宁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以保持作为商朝遗民气节的举动，这反映了韩愈维护“正统”的思想。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中便批评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关于韩愈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思想，毛泽东赞同他反对骈文、革新文体、文从字顺、务去陈言等形式方面的思想。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毛泽东说：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的。但对韩愈搞形式革新是为了“载道”、“传道”及“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的思想，毛泽东则持否定态度。
除形式之外，毛泽东对韩愈文章评价较好的，便是跳出道统古意说话的篇章。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曾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宋人以才学、议论、散文为诗，有时理胜于情，缺少唐诗的含蕴耐读。这种风气在韩愈那里已开其端。作为诗文大家，他以文为诗的特点常使他的作品“如散文那样直说”，成为押韵的散文。这一直为历代诗评家所诟病。毛泽东也颇不欣赏。1959年4月1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做工作要留余地时，毛泽东说：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究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的那首《南山》诗。这首《南山》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51个，叠字诗句14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歌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
但毛泽东也反对说韩愈完全不知诗的观点。他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中所列举的“还是可以的”《山石》一诗，便是记游写景的名作，风格清新，语言平易。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等，颇为耐读。
1973年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以后，一些报刊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的确，韩愈思想也有另一面，诸如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民生疾苦，他排斥佛老，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以“法家”来概括其思想的进步性方面，却是当时的时代痕迹。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外。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毛泽东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乐于引用的。
30。劳动者中贤人多（读韩愈《与崔群书》）
［原文］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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