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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背景，毛泽东在批语中不惜宣称，“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这一信念无疑在后来转化为他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豪情。
38。人格里的自然冲动与义务感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原文］
达尔文著《人种原始论》，不尝于其第四章言之乎，彼尝证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曰，有母犬卧抚其雏，见主人出猎，欲从之，既而恋其雏，不克从。及见主人猎而归，则贴尾乞怜，若甚愧者，盖悔其不忠于主人也。家畜亦有二种冲动：（一）本之自然者。（二）是之于训练及习惯者，不免日访惶于两冲动之间，达尔文以为是义务感情之本式也，其发生之端，即由决意之本于教育若习惯者，与其自然冲动相冲突。于是时也，内界有一种感情，迫以弃自然冲动而从其本子教育习惯之决意，是即原始之义务感情也。吾人虽亦能反对其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然不免因妄徇自然冲动之故，而动其忧苦惭愧之情，是为良心不安之本式。良心之不安，亦得谓之由交际，若技术之本能，本永永运动，故对于目前至强之自然冲动之压制而反动也。此等感情之发展，在人类尤为强大。盖人类之记忆过去，较之兽类，益久而益确，则其本乎教育习惯以决定其意志，而与目前之自然冲动相反对者，其力自益强矣。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
［毛泽东读的笔记和谈话］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盖义务感情得之于训练及习惯，乃后天的、人为的，自然冲动发生于自然，乃先天的、非人为的。发生于自然者，自然界本有此物确实在的也。得之于人为者，由经验之所获取，由概念之所构造，所以体合环象，赖以善其生存及发展，自然界未必有此物。自然界无此物，故非实在的也。然而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之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又何说？予以为此乃吾人不善体合环象，不善运用生存发达之道故也。盖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则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于自然之冲动。盖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今所以有时不一致者，以吾人从知识与经验之所得，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生存其中至为不易，在一种时候及场所，如实依冲动所命，则不免有危及生存发达之事。以渐制为训练及习惯，加本原于冲动之良心，以特殊之形状，遂有与冲动相冲突之事，此或因吾人对于此住世之事，不得其法。若本可不与冲动相冲突，而亦能善其生存发达，未可知也。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他，惟在一种时候及场所，乃有谏止冲动之举，如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是也。然则良心不过加以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故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自后天之训练习馈，矫枉过正，乃有不循目然与冲动反对之享，致使良心之本来与冲动同原，同为真的、自然的、实地的【者】，空而为伪的、人为的、非实在的，此则矫枉过正之咎也。——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5章“义务及良心”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08—211页）
泡尔生在第五章“义务及良心”里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格道德中义务感情的起源，他首先引述了达尔文在《人种原始论》（全称应为《人的起源和性的选择》）第四章“人类与较低诸动物之精神能力比较——续前”里讲述的一条母犬的故事。他说有一条母狗，正躺在那里爱抚它的幼雏，看见主人拿着猎枪准备出去打猎，便想跟着主人一道出发，但转而一看幼雏，又恋恋不舍，终于留了下来。等到主人打猎回来，母狗便摇尾乞怜，做出很惭愧的样子，大概是请求原谅它不忠于主人的行为选择吧！
青年毛泽东读此的批语是：欲从主人出猎是“义务感情”，对幼雏的爱扶眷恋是“自然冲动”，追悔不忠于主人是“良心发现”。
泡尔生叙此事例，是要说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人们的道德行为的选择，依据两个准则，一个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冲动，一个是后天社会教育养成的习惯，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义务感情。如果人们的行为选择中一味依据自然冲动，而不顾义务感情，事后就会出现良心不安。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处，就是义务感情“尤为强大”，对自然冲动的抵制力“益强”。
毛泽东读了泡尔生这段论述后写的前面这大段批语，则特别强调自然冲动作为人的生命本性特征，在人们的道德行为选择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下面，我们结合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所写的其他批语，概述一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青年毛泽东认为，自然冲动作为人的本性，最初外发为食欲、性欲等基本的生理渴望，“自然界本有此物”，故它们是“真”，是“至贤至真之实体”，是生命现象最本质的“确实存在”，由此形成人们生存发达的最原始的动力，和“成全其人格之源”。
人格主体的情感、义务等社会属性与自然冲动不同，它们是“得之于人为者”，是后天训练的结果，是由人生经验和理性概念建构起来的社会习惯。自然冲动是先天具有的，它不经经验的过滤和理性的思考。如果说义务感情也是一种自然天性的话，那么，它是产生于先天自然之后的第二自然天性。自然人性中无这些东西，故非“实在”。这样，二者的关系，便是“真”与“伪”的关系。
这种说法显法是来自荀子关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论述。荀子把人的自然属性分为性、情、欲，性是天生本性，情是性的表现，欲是情对外物的感应。三者之间，统一连贯，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具体表现为：口好美味，耳好美乐，目好美色，体好轻闲，心好利禄，这些便是人性之“真”。与“真”相对应的是“伪”，它“可学而能，可事而成”，是后天人为的主体自觉的人格内容，是通过礼仪法度加工过的人格的社会道德属性。
那么，“真”与“为”在人格构成的实践中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传统的解释，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的，“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事实上，这也大体是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性、情、欲虽不能禁陈，但它毕竟不能直接成为
社会的道德内容，在人际交往实践中，必须以礼仪法度的“伪”加以引导和修仲，由此，他提出一个“性伪合”的命题：“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之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合就是统一，而统一的最终落脚点，是“伪”，是礼仪法度，因为真实本性虽是合理的存在，但它不能“自美”，不能自自然然地表现出来，否则，不利于个人的“生存发达”。
青年毛泽东显然不同意这一说法。“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在他看来，社会群体本身“无意识”，它由每个以“自存为鹅”的个体组成，个体的自然冲动本身就是群体意识，具有社会的普遍意义。它是自然天性，就必然要无拘无束的自由地表达出来，对于这一产生于生物机体内部的生命循环（即青年毛泽东说的“体合环象”）是不能也无法进行人为的抑制和束缚的，它的发动有一种“至大之动力”，它自己能够把一切清规戒律“排除之”。至于自然冲动何时当发，何时当收，发得是否适宜，全由主体根据怎样有利于实现自身的冲动欲望这一标准来“自计”——“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迂于适宜与得当焉”。
泡尔生在第五章“义务及良心”中说到冲动与义务的关系时，还说：“平心论之，人类所以有道德之价值者，决不在深思义务，而意识其为行为之动机。盖勉强而行之，与安而行之者，固未可同日而语也。传康德者，其所述果确那否耶？康德之为人，果以义务为其行为之动机耶？非余所能知也。虽然，余敢自明，决不以此等叙事为可贵。盖义务感情，虽可为去恶之作用，而大人君子，决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之者，大抵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焉。”泡尔生的意思是，人们决不是为了有意识地履行某些“义务”，才去做有道德价值的事情的，尤其是那些内心崇高的“大人君子”，更不是靠“义务感情”来实现他们的伟大的，而一般说来，是内在的“冲动”陶铸了他们。
毛泽东读了这段话，非常赞同，按着作了充满诗意的发挥：
豪杰之士发展真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历，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