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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教育；报纸奉我们为显要，宴会当我们做贵宾。
伪学就好的方面来说，是对知识学问的盲目崇奉。当然，它也有投机取巧的一面，但我们无须过分责难。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三十岁前都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否则就得依赖亲朋。而获取工作只有通过考试一途。伪学者总是考场得意（真学者却往往吃蹩）纵使他考试失败，他对存在于考场中的权威仍然寝食难忘。那是通向工作职位的门槛，纳与不纳大权在握。一篇论“李尔王”的论文必有用场；它很可能就是进入地方政府的踏脚石。人们也许并不常明白地对自己说：“这就是做学问的用处，它使你得到工作。”他所感受到的这种经济上的压力毋宁是潜意识的。他去参加考试，只觉得写一篇论李尔王的论文虽然是一种烦躁可怕的经验，但却不失为切合实用。他这样做不管是因为玩世不恭或蒙昧无知，都无可厚非。只要做学问与谋生活牵连在一起，只要工作的获得必须经由考试，我们就必须对考试不可掉以轻心。假使获取工作不必考试，我们现在所谓的教育大多要瓦解，但没有人会因此变得更蠢。
当一个人从事文学批评时——就像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一样——他才变得祸害无穷。因为他虽采用了真学者的方法却缺少真学者的才识素养。当他还没读过或读通那些书时就先将它们分类；这是他的第一大罪。他据年代分类：一八四七年以前的作品，一八四七年以后的作品，一八四八年以前或以后写成的作品；安女皇时代的小说；前小说（1）＇指十八世纪Samuel Riehardson以前未成型小说。＇，原始小说（2）＇指未成文学作品前已留传之故事题材。＇；未来小说。更愚蠢的是他也根据题材分类——法庭文学，从《汤姆。琼斯》开始：妇女运动文学，由《雪烟》启端；荒岛文学，从《鲁滨逊漂流记》到《蓝礁湖》；浪子文学——大家最喜欢的一种，但《大路》以后这类小说已是强弩之末；萨塞克斯文学，异常作品——一种调查研究，态度严肃得令人惊愕，只有道行高深的伪学者才能从事这种工作，这种小说批评与工业主义、航空技术、手足治疗法及气候等结有不解之缘。在我多年来所读到过的最奇特的一本书中，作者就曾谈到“气候”这件事。这本书来自大西洋的彼岸，我永远忘不了它。那是一本文学性的小册子，名叫《小说的题材与方法》。我不愿提作者的姓名，我们只要知道他是个道行高深的伪学者就够了。他根据小说中的日期、长度、地方、性别及各种观点分类，直到不能分为止。可是，他的袖里还另有乾坤——气候。而这种气候多端。他不大厌其烦给每一种变化作了一个实例，让我们看看他那些变化：首先，这种气候可以是“装饰性的”，如在《皮尔洛帝》一书中；也可以是“功利性的”，像在《佛洛斯磨场》一书中；也可以是“解说性的”，像在《自我中心者》一书中；也可以是“调剂性的”，如在《麦克李奥达》中；可作“感情的对比”，如在《巴兰翠主人》一书中；可作“行为的决定力”，如在某些吉卜林的小说中，怨偶的造成只是因为风暴路难行；可作为“一种控制力”，如在《李察弗活勒》中；甚至“本身就是主角”，像维苏维尔斯在他的作品《庞贝末日记》中所为；最后，它可以“不存在”像在童话故事中。我愿这位作者也走入“不存在”。他虽然已经把一切都分门别类得细密严整，还嫌不足。完成这种分类后，他说，当然，一个小说家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天才，这些气候变化才能为他所用。本乎此，他又就小说的语调分类，小说中只有两种语调：个人的与非个人的。各举例说明之后，他又沉下脸来说：“当然，您还是得有天才，否则任何一种语调都不足取。”
经常提到天才是伪学者的另一特点。他爱提天才，因为这个辞语的铿锵之声可使他不去寻探它的内在含义。文学是由天才所著，小说家是天才，既是天才，就可分门别类。他真的这样做了。他所说的一切也许正确，但却一无用处，因为他只是在书边打转而未进入书中。他不是没念过这些书就是念的不得法。书是必须读的——虽得花一段长时间——这是探索其内容的唯一方法。有些野蛮部落“吃”书，但是对西方世界来说，“读”是唯一的消化方法。读者必须独自坐下来与作者奋斗。伪学者则不会这样做。他只会把一本书与历史、作者生平、书中的事件，特别是与某种潮流相提并论。只要一用上“潮流”这两个字，他的精神就来了，他的读者却意兴阑珊，在这时候，他们多半拿出铅笔在笔记上记上一笔，以为“潮流”最是轻便可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年代分段讨论小说的原因。躺在我们面前的时光河道相当曲折崎岖，使我们无法予以考虑。就我们有限的能力而言，另一个意象则较为切合：那就是我们将所有的小说家看成是同时在写他们的作品的。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他们的性质目标不一，但他们都手握着笔，从事创作工作。让我们从他们的肩膀上望过去，看看他们在写什么？他们所写的可能已祛除了现在为害我们，有时也为害他们的年代鬼影。“时间与人的争斗真是无止无息啊！”麦尔维尔叫道。这种争斗不但表现于人的生命与死亡之中，也存在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道途之上。让我们借着想象所有的小说家同时在一间圆屋中写作来避免它的侵害。除非看到他的作品，我不会提到作者的姓名，因为姓名与时光相连，也与日期、闲言废语及一切我们已弃而不用的事物相连。
作家们都相映成对，我们见到的第一对，就如下文：
Ⅰ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上帝饶恕我，我的内心太烦躁不安了！我期望——然而我不知道什么期望才是没有罪的。我期望上帝乐于宠召我——在世上我已一无所宠——这是个什么世界——在这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我们所企求的善总是面目暧昧，结果使我们不知道应该期望些什么！一半的人类在制造痛苦，使另一半的人以及自己都生活在痛苦中。
Ⅱ我恨的是我自己——当我想到人为了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必须不断地向别人索取之时，而且那时他不一定快乐。人这样做只是为了欺骗自己，使自己满足地闭嘴——而这种满足，充其量，也极其微小。人的邪恶面永远存在着，永远带给人新的焦虑不安。求取不会——永远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快乐。给予才是唯一安全可靠之路，它起码不会欺蒙你。
显而易见的，坐在这里的两位小说家是从同一个角度去看世界的。第一位是撒母耳。李察生，第二位是亨利。詹姆士。两人都是人类心灵的关怀者而非心理学专家，两人对痛苦都非常敏感且崇尚自我牺牲，两人都缺少悲剧感——虽然他们朝此方向努力过。他们均禀赋着一种高贵的品性，而他们写得多好！——在丰饶的词藻之中，没有一字不精当合适。他们相隔一百五十年，可是除时间外，在其他方面他们岂不紧紧相邻？我们能不从他们的邻近性中有所领悟吗？当我这样说时，我自然知道亨利。詹姆士已经开始对别人把他和有如商店老板的人相提并论而颇感不悦——不！不是不悦而是惊讶——不，甚至不是惊讶而是心有所感。我也听说李察生对非英国本土出生的作家的情操都表怀疑。这只是他们这间表面上的区别；甚至不是区别，而是另一种相通之点。我们让他俩和睦地坐到一边而转到另一对身上。
Ⅰ在强生太太的熟练处理下，丧事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愉快顺利。在他临终前夕，她把已准备好的黑色绸巾、厨梯和一盒锡钉拿了出来。她把房子装饰上黑色的彩球及弯带。气氛务求高雅。她在门环上系上黑纱，并在刻着伽里巴狄的钢牌角上绑上一条大弯带。死者生前所有的那座格莱斯顿先生半身雕像也用黑布包了起来。两只花瓶被掉转身；印有铁瓦里及那不勒斯港明媚山水的一面转朝里面，朝向外面的只是一抹平朴蓝瓷。她早就想为前厅买一块桌布，以蓝紫色的布套来替换现在已经陈旧褪色了的玫瑰花绒布。总之，只要能给这个小家庭增加庄严肃穆气氛的事，她都想到了。
Ⅱ大厅中淡淡地散发着甜糕的气味。我游目四顾，寻找着点心桌。室内光线阴暗，必须等眼睛习惯黑暗后，才能辨识出桌子的方位。桌上放着一块已切好的大蛋糕，切好了的橘子及三明治和甜饼。上面还摆着两个装饰用的玻璃瓶——我这一生从未看见它们真正被使用过——一只装着葡萄酒，另一只装的是草莓酒。站在桌边，我发觉仆人彭伯去克穿着一件黑大衣，帽子的带子有数尺之长。帽带的来回摆动不但引起我的注意且使他有点不好呼吸。他一进门就向我走来，（呼吸中带有草莓酒及面包味）他低声说：“先生，我可以……”
这两件丧事绝非发生在同一天。一件是为波里先生的父亲办的（1920年）；另一件是《大期望》一书中伽格里太太的丧礼（1860年）。但威尔斯和狄更斯却不约而同地从同一观点去描述它，甚至装饰技巧也相同（比较那两只花瓶及两只酒瓶）。他们二人都幽默诙谐且冷眼烛世。纤毫无遗而又义愤填膺地写下这一页。他们都心胸开旷，憎恶虚伪，并时时不忘对虚伪表示愤愤之情；他们是难能可贵的社会改革者；他们从未想到把他们的作品局限于图书馆的高架上。但有时，他们生动的文体表面，会嘎嘎作响，像一张廉价的唱片，不但现出品质的拙劣，而且作者的脸与读者的脸拉得太近。换句话说，他们两人的格调均不高：所谓美，大部分与狄更斯而完完全全与威尔斯绝缘。他们还有其他相同之点——如人物刻画等，以后我们会论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