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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东亚“4小龙”之所以能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完成其经济发展，是由于它们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当时亚洲的特殊环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和新加坡是处于国际航路枢纽点的城市国家，它们的发展道路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借鉴意义。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已经跨入了工业国的行列，它的经济发展这时已经完成了一半，不能把它的经济发展完全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
尽管如此，日本、韩国、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成功地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仍然要靠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30年是欧美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这期间欧美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总需求政策，政府采购和福利开支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都有很快的增长。欧美国家总需求的扩张快于其本国总供给的增长，因而给少数出口导向增长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国际市场。
其次，当时的欧美国家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党执政国家，有意识地采取帮助日本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发展经济的政策，实际上向它们开放了自己国内的市场。
此外，日本、韩国、台湾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合起来也比美国少，它们在发展到人均产出高于美国之前，其出口品对欧美国家国内产业的冲击总是很有限的。这也使欧美国家比较容易容忍它们的刺激出口的增长政策。
尽管如此，日本、韩国、台湾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仍然给它们的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将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入了1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和萧条。经济增长率由80年代每年都在3％以上，降低到在1％左右徘徊。这种经济萧条现在还有更趋恶化之势。对于这种长期萧条的原因和解救办法，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日本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造成的。这种经济增长道路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在总需求上。日本一直保持着庞大的经常帐户顺差，因而以大量的净出口来维系总需求。这是地地道道地靠增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是这样的增长造成了国内总需求的严重不足。一旦净出口的增长不足以为经济继续增长提供足够的总需求，整个经济就会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停止增长。日本就是这样陷入经济停滞的。而日本人每当经济停滞时，总是惯于从扩大净出口上想办法。这样继续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并不能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根本问题，日本的经济也就总是不能摆脱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还造成了日本产业结构上的根本问题。任何出口导向的经济都会使少数有出口竞争优势的部门过度发展，而其它的部门则处于国际竞争力差的劣势状态。这些劣势部门不是非贸易部门，就是产品进口的部门。而一旦出口的优势部门发生结构性的国际生产过剩，依赖它的出口的国家就会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日本的长期经济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主要出口产品的结构性过剩所引起的。日本的重要出口产品之一是它生产的小汽车，它的小汽车生产和出口的情况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
日本国内汽车销售在1990年达到顶峰，销售量大约为778万辆。市场接着便疲软下来，销售量徘徊在稍低于700万辆的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销售量分别滑落到586万辆和596万辆。而日本国内汽车生产也于1990年达到1349万辆的高峰，此后在20世纪90年代总体上也徘徊在低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产量分别只为990万辆和1014万辆，只及过去高峰期的3/4。从1990年到2000年，日本国内汽车产量下降了大约350万辆，而国内汽车销售量只减少了不到200万辆。这意味着10年间日本汽车的净出口减少了约150万辆，但是到2000年日本仍然有约400多万辆的净出口。
日本汽车出口量的减少是汽车制造行业国际性生产过剩的结果。1990年日本汽车出口量的高峰出现于它80年代汽车制造水平的大进步之后，当时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在日本公司的竞争下陷入了困境。但是到了90年代，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恢复，特别是韩国的汽车制造业迅速兴起（韩国1997年已经年产汽车280万辆），再加上中国等东亚其它国家的汽车制造业也在兴起，日本一步步失去了它过去夺得的一部分汽车出口市场，从而出现了汽车业和整个国内经济的萧条。
正是由于结构性的衰退，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才陷入了财务上的困境。11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中有7家已经与外国制造商结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关系，其中铃木、五十铃和富士通的部分股权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掌握，马自达由美国福特掌握1/3股权，三菱由戴姆勒—克莱斯勒掌握约1/3股权，日产则由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掌握约1/3股权，本田汽车公司也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一系列的合作关系。丰田公司掌握了大发、日野和雅马哈的部分甚至大部分股权。各公司还纷纷在技术开发、零部件采购上与外国公司合作。
汽车业的例子表明，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落入的困境在于：没有新的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行业来弥补汽车制造业的相对变弱。日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飞机制造业，在信息产业中也没有竞争优势，不能压倒欧美的高科技公司，如美国的ＩＢＭ、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等等。这就使日本在这些年中不能再大幅度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再加上国内需求的增加不能补偿净出口增速的下降，就使日本的经济萧条成了必然。
虽然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它目前的经济困境仍然可以说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具有的根本问题。
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这种作用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产业升级”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落后国家能以多快的速度完成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不但体现为一国能够生产的产品包含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而且体现为一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中集中了越来越高的技术。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发展就意味着一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显然，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它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包含的技术含量太低。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第一步，当然是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并用它来代替进口的同类产品。一个国家的产品如果在国内市场上都不能排挤掉外国的同类进口品，我们根本就不能设想这种产品会有国际竞争力，可以靠它的大量出口来带动该国的经济增长。一国的大多数产品都必须先占领国内市场，然后才能大量出口。
这就意味着，如果落后国家不仅不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根本就不实行任何进口替代，也就是说，如果落后国家根本不以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的外国产品，它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包含着更高的技术含量，也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产业升级”。但是没有这种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就无法实现。
由此可知，对任何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以国内产品排挤某些技术较密集的进口产品的“进口替代”都是第一位的先决条件。即使是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也必须在大量出口某种产品前能够以本国生产的该种产品替代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这也就是说，要想使一种产品成为一国的“出口替代产品”，先得使它成为该国的“进口替代产品”。而任何落后国家如果不能不断地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以替代国外的进口品，它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发展经济。
上述的推理也同样适用于从生产劳动密集的产品向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的转化。而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劳动密集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变为资本密集的产业结构。
根据上述道理就可以知道，将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完全对立起来的说法是多么可笑。我们上边的分析已经证明，如果一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真的带来了经济发展，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相容。正是靠出口导向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东亚国家，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近年以实行狭义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而闻名。其实它们过去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都有过一段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韩国在1954－1961年间，台湾在50年代，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71年之前，印度尼西亚在1981年以前的时期中，实行的都是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差别只是它们转向“出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的时机有重大的不同而已＇1＇。它们在以出口导向发展经济时所依靠的某些出口拳头产品，其生产本来也是靠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而发展起来的。
根据前边的分析，就是在一个国家从整体上转向出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之后，它也不应当放弃对某些产品实行进口替代的努力，因为只有在对更高技术水平的一些产品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基础上，它才能将这些产品进一步发展为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