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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想到一个故事，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一个女性人贩子（而且仅有小学文化），在火车上与一个女研究生相遇。她仅凭一些浪荡江湖的的人生经验，以及“地摊心理学”的骗术，相中了这个“温室”中长大的“女孩子”。在一阵“天方夜谭”式的胡侃瞎吹之后，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研究生，竟然相信“十万年薪”的待遇。最后，这个女研究生被拐卖了。
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我们对青年女性心理教育的滞后，导致了她们人生经验的空白。
而在拐卖过程中，更惊奇地发现，这个女研究生的社会知识贫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居然不知道所谓参加工作的一般程序，也居然不知道自己所在车站的地理位置。而“落户”后，不知道凭当地口语特色和生活习惯判定所处的地域。由此看来，课堂里学的《语言学》、《民俗学》不是白学了吗？放羊娃都知道送鸡毛信，而我们的研究生呢？
如果说，人们的幼稚使骗子屡屡得手的话，那么，贫困则是滋生愚昧的温床。
当今，一些骗子仅仅凭借来或租来的几种“道具”——汽车、手提电脑，就可以轻易地骗到女大学生的真情，这已经不是为生存忍于屋檐之下，而是封闭状态诱发出对贫因的厌恶和对财富的渴望。
善良，本是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但“善良”到屡屡受骗，则是一种愚昧。
愚昧如果没有文化，像《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一类的故事，倒叫人能够解读，而发生在所谓“高文化”背景下，就更发人深省了。
死地后生
强者的哲学是奋争的哲学，先进的教育是开放的教育。
应该在中学和大学里增设一门课程，一门我们爷爷奶奶没学过的课程——冒险与应变的行为学科。
当我们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我们教育的时候，不难发现，美国高中及大学所学的课程没有我们多，也没有我们深，学科的分支也没有我们细。但是，在1998年的诺贝尔奖中，有四位是美国学者。
教育成功与否，靠社会实践的检验。
我们常以一种不解的眼光去看待美国青年贪玩好耍。他们喜欢漂流亚马逊河，喜欢只身徒步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喜欢围着曼哈顿游上一圈（全长82公里，要耗去八九小时），喜欢汽车方程式的大赛，喜欢斗牛及杂技表演等等。他们不仅是观众，还是参与的演员。
不难发现，这些“玩意儿”中蕴含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东西好像融入了美利坚这个建国仅200多年的移民国家：冒险精神造就对极限的挑战。
或许，这些美国移民的祖先就有一种“冒险”的基因，不然，为什么会跑到蛮荒的北美去呢？这个“淘金”国家一开始就没有“随遇而安”的思维，也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不冒险不竞争就无法生存的“生命法则”，早已注入每个人的血液。
好在我们的决策者已经看到了“传统教育”的弊端，不然，为什么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呢？
一个人徒步环游世界，一个人单机飞越大洋，一个人只身闯入西双版纳的密林，一个人独自登上8800米的高峰，这些事件的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活动培养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创新精神。
历史每一次进步，就在“超越常规”的活动之中。
诸如，攀岩运动。
这种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是一种最佳的勇敢训练。
攀岩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固定支点。人悬空时，尤其是在离地15公尺之后，人的身心就处于“临危”状态。攀岩者如要绝路逢生，只有向上攀登。人在“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支撑下，会表现出一种超越常规的勇敢和机智。
一个弱女子，面对暴徒抢劫，可以挪动于她体重三四倍的保险柜，甚至可以从二楼跳窗报警。
“潜能”在“临危状态”下被“激活”。“临危”训练，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训练，即兵书说的“哀兵必胜”。不从事“潜能”的激发和唤起的训练，就会使“机体能量”自然萎缩。如同遇到狮群的斑马，在惊恐失措的瞬间，竟忘记自己还会奔跑，终成猎食者的佳肴。如果斑马没有忘记求生的法宝——奔跑，一种急转弯式的奔跑，那么两个回合之后，斑马将是胜利者。
喜欢攀岩运动的人，是勇于进取的人。热爱攀岩运动的民族，是敢于接受挑战的民族。
知识的汲取固然重要，但应变能力培养更为重要。“临危不惧”固然重要，但“临危取胜”更为可取。
第一篇、思考“红楼”外的爱情
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梁启超
古往今来，许多骚人墨客，把“才子佳人”的爱情写得“神魂颠倒”和“死去活来”。爱情，是女性最喜欢听到的故事。
人们说，“女人没有爱不能活”，爱是女人的职业。
女儿情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就有“鸳鸯蝴蝶派”。他们讲述豪门与豪门间、豪门与平民间，一些男女生生死死的爱情故事。
一个永远走不出泥潭的故事。
痛苦也要走，幸福也要走，年轻时要走，黄昏时也要走，不老不青也要走。
那《梁祝》、《西厢》，成了千古的绝唱：才子配佳人、英雄配美女的古老故事，成了文学的永恒主题。
一段时间以来，琼瑶小说成了中学生青睐的读物。琼瑶小说的模式就像古代书生落难、后花园定情、金榜题名和衣锦还乡的故事一样。人们在这个模式中，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重复着表哥、表妹的爱情传说。
我想说，女性把自己奉献给爱情越多，留给自己就越少。爱情，应该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决不是生命的全部。
一个发生在黑龙江的故事：一个天资聪明的少女，嫁给一个她并不太爱的男人。厮守了二十五年。她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工作，把她的心，把她的血，把她的全部情感，像海洋，像喷泉，全部奉献给了“爱的小巢”。
二十五过去了，丈夫另有新欢离她而去，孩子长大又各有各的小窝。最后，她年仅四十五岁，头发全白，牙齿全落，身体佝偻，依门而望……盼望那回心转意的丈夫，盼望那携幼归家的孩子……
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苦苦地等待，惶惶地企盼……
门前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在她的眼里变得十分的漫长。她的梦最后破灭了：丈夫没有回心，孩子没有回家。她最后无声无息地倒在那已经残破不堪的门槛上。
时至今日，这个现代“祥林嫂”使我彻夜难眠。
女性总是无私地奉献着她们的生命：年幼无知的时候，她们爱自己的父母；热恋中，爱自己未来的丈夫；为人母之后，爱自己的孩子；接近黄昏时，爱自己的孙辈。一生都在付出，她们得到的却很少。
我想给女性一个忠告：在你爱别人的时候，也应该爱自己——年轻时，你应该爱自己充满朝气；中年时，你应该爱自己拥有能力；老年时，你应该爱自己丰富阅历。
不管你辉煌或者是平凡，你富有或者是贫困，在爱别人的时候，不要消失自己。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有平等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珍惜自己。珍惜你给别人的爱，珍惜你对自己的爱。
属于别人和属于自己的，你都应该同时拥有。
追逐黎明
女性在“古老故事”中付出的代价，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
女性把“爱”作为生活的全部内容。“爱”既是一种付出，也是一种“负担”。为什么说，女性是伟大的，因为女性是“给予”而不是“索取”。
而由男人“评定等级”的法则，加剧了这一奉献的“雪球趋势”。社会的奖赏，体现了社会的认同价值，也体现了一种如康德所说的“社会道德的赞许”。
当我看了许多女性不幸遭遇的故事之后，我想，社会的“赞赏”是否可以停下，让人认真思考：中国人有80％在农村，而农村最贫困的是妇女。我们凭什么只叫女性付出，而忽略女性“活着的权利”？为什么我们特别忽视家庭中暴力行为？那些“抽烟、喝酒、打老婆”的男人，是谁赋予他们权利？家庭中的“性暴力”，为什么在“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轻描淡写中，变成了轻松的话题？
为丈夫“付出”，为儿孙们“付出”的女性们，当她们走完匆匆的人生之后，除了赤贫的身躯，确实已经一无所有了。
为什么人们渴望光明，而常常生活在黑暗中？光明对于生活在光明里的人，没有诱惑力，而对那些失去光明的人，则是灯塔。
“上帝”应给女性以精神。
精神的富有比物质的富有更为重要。什么是最悲惨的生活？那就是被剥夺了精神生活的生活。皈依宗教的妇女，尽管在黄油青灯之下，在晨钟幕鼓之中，她们心中仍有“光明”，因为她们坚信上帝会“普度众生”。
“上帝”应该给赤贫女性以金钱。
经济实力是她们走向人格独立的桥梁，也是她们获得平等地位的砝码。
“上帝”应该给女性以事业。
事业是她们心中的灯塔。即使男人出走、儿女离家之后，她们也不会一贫如洗！
“上帝”应该给女性以“力量”。
尽管她们劳累奔波、日夜兼程，但她们心中有光明：金钱色彩中有她们汗水的光泽。为什么知识女性能处变不惊？尽管“丢夫失子”，但她们心中仍有“光明”。光明就在她们的画布上，在跳跃的音符中，在粉笔的尘埃里……她们总是以自己的声音在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