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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风华正茂。他朝气蓬勃。他具有火一样的工作热情，鼓风机一样的煽动力，以及一言一行影响一大片的权威。
我曾见过他当年所获的奖状和表彰证书。比我至今所获的文学创作奖少不到哪儿去。
我问他为什么保存着？
他想了想，竟这么回答我：“人总得为自己保存点儿什么。当年我除了这些东西，再就没有任何值得保存的东西了。”
他的话使我怔异。
而他自己若有所思，亦怅然若失。
我问他怎么保存下来的？
他说摊开了，一份份塞在褥套里。为了不至重叠，每一份都细心地用胶布固定着位置。为了使自己的褥子和别人的褥子看去一样，不显得不正常，并用粗线拦出了行距，可以展卷自如……
他还说，“我这个人，一生快过完了，连点儿值得保存的爱情念物都没有。”
此话使我替他怆然。
是的，他当然是个连点儿值得保存的爱情念物都没有的人。因为他将自己的爱情也一揽子交付给栽培他的人们去负责了。他们也确乎地对他很负责。一位爱上他也被他爱上的姑娘，因出身不好，由栽培他的人们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做他妻子的资格。这使那姑娘的心碎成了几瓣，带着伤口远走高飞，发誓永远不再回到那一座城市。他和另一位姑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性的关系，他爱她胜过爱第一位姑娘。然而那姑娘不但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而且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仅一日三餐做祈祷，还动辄在胸前划十字，念念有词曰：“主啊……”
“她真的很美。脸上有一种圣洁的、天使般的祥静之美，在她面前我常觉得神魂颠倒。”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对我回忆他的人生的时候。我不但是他的忘年交，也是他忠实的倾听者。
我问那为什么他们没成？
他说他因而受到了一次较严厉的批评。批评者批评他忘记了自己不是一般的一个人，而是新政权树立的一个政治上绝对正面的典型人物。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怎么可以和一个女天主教徒结成夫妻呢？
他说正因为那姑娘是天主教徒，所以才能最大限度地体恤他的难处。她堕了一次胎后，也悄无声息地从他的生活半径内逸去了，像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他说后来塑造他为典型并进一步“监护”他人生的人们，撮合他与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女宣传部长进行恋爱。他开始想不通，因为对方也是资本家的女儿。但是他被严肃告知，对方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早已是党员了。有一位党员妻子，于他是最适宜的。其实他不甚情愿的主要之点，乃因对方不如他自己对上象的前两位姑娘漂亮。而且，对方动辄从政治上提醒他教诲他的恋爱方式，也使他觉得恋爱这件浪漫的缠绵的事，在他们之间索然无味得难以忍受。于是两人的关系一直时断时续暧暧昧昧地拖着，一拖竟拖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年他已三十岁了……
“反右”运动中，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揭批大会，揪出了数名“右派分子”。然而上级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应该揪出的“右派分子”远不止数名，要求他发挥他卓越的鼓动性，进一步“引蛇出洞”。他领会，那也就是指示他亲自做带头羊煽风点火了。
发言（6）
那一夜他失眠了。
他曾对我说：“当年我不是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错误和问题，比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盛行。我自己也每每深受其害。可是我想，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政党，顶着各方面形成的反动势力的压力，领导建立一个新中国是容易的吗？所以在我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一个也不冤枉！当然都是以给党提意见为幌子，趁机对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我问那么他是如何给党提意见的？
他说，他当然是很严肃很激烈地提了。“引蛇出洞”嘛。又说，但也不能提那种直指疼处的意见啊！那不成了使杀手锏了吗？那不和真的“右派言论”同一种性质了吗？说所以才需要认真思考，反复掂量，所以才失眠啊。
我问他当年是否觉得受栽培反而活得很不轻松？
他说那倒不。他说当年受栽培的感觉那还是好极了的。知识分子是“一撮毛”嘛。总之要附着在一张皮上的呀！当年，在中国，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倘能紧紧地附着在执政党这张皮上，无论是在自己想来还是在别人看来，都等于人生价值有了最大的体现呀！他说当年对于他，每一天都是无比充实的。从来也没有过所谓内心空虚的时候。更不去思索“人生的要义究竟在哪里”之类无聊透顶的问题。
我说，那问题并不无聊透顶。
他坚持认为，那问题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无聊透顶。坚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一撮毛”，也还是要附着在一张皮上。只不过可供选择的“皮”多了几张罢了。他说任何人，从伟人到庶民到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不可能不是“一撮毛”，不可能不附着在一张什么皮上。这是一个不分国界的铁规。比如克林顿附着在美国政治的皮上；比尔·盖茨附着在美国科技同时兼附在美国经济的皮上。
我们虽是忘年交，然而毕竟有代沟存在着。话不投机，我每首先沉默，或扭转话题。
那一天我却未免过于认真，以近乎抬杠的口吻说：“也许知识分子很难彻底摆脱是一撮毛的命运，但有无不想是一撮毛的自觉意愿，那是很不一样的。”
他却反问：“你是不是一撮毛？”
我一愣。
他又问：“你敢说你不是一撮毛？你恰恰是最典型的一撮毛，附着在这个国家近五十年未变的一种体制上，又领工资，又得稿费。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却非要摆出一副清高的嘴脸。你们这号人啊，一边伸手要房子、要职称、要荣誉、要身份、要待遇，一边煞有介事地声称自己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多可笑。明天给你们一套房子，你们的‘自由之声’就收敛一些，后天再给你们配一辆车，又收敛一些。大后天封个什么称号，不用别人教，自己先就学乖了。如今中国变化很巨大，但依我的眼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性其实并没怎么变。”
我脸红了，辩白道：“我只在十年前要过一次房子。”
……
当年的他经过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会上率先作了措辞尖锐的发言，矛头直指校方的“苏联专家政策”。当年他那一所大学里，很有几位从苏联请来的教授、学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学者；有的滥竽充数，冒牌货罢了。一律享受专家待遇，住小楼，拿高薪，配服务员，外出有小车坐。他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提意见，乃因在他想来，这其实是最不至于使党的形象受到什么伤害的一点。无非就是对“老大哥”太好了嘛，总比针对党的官僚主义之类发言要明智呀。而且，还容易获得广大中国师生的呼应。不高兴的，只有“老大哥”们罢了。他们再是“老大哥”，也终究是客人。他认为在自己“家”里，在非要向什么现象“猛烈开火”的情况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们是得罪一下最没关系的……
“老大哥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子，叼着烟斗在课堂上吞云吐雾，是老大哥的样子吗？我们中国的大学课堂，对斯大林同志当然理应例外，可他们并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调戏中国女学生，是老大哥的样子吗？喝醉了酒倒在校园里，是老大哥的样子吗？作为校方，是不是应该反省我们的专家政策？”
他字字铿锵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博得了一阵阵掌声。
最后他在台上高问：“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一些学生异口同声：“奴颜婢膝！”
学生们的呼应，使他发言的性质显得严重了。
他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后悔向学生们问了那么一句，但却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号，他后来的命运也不至于多么糟糕。
然而并不是句号。
晚上，苏联教授们住的小楼的几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许多学生罢了苏联教授的课。
有几名服务员还拒绝继续为他们服务。
苏联教授中有人受到了当众羞辱。
因为他发言中所指出的现象，是实际存在并早已引起普遍不满的事实。
于是事情惊动了苏联使馆，也当然地惊动了中国高层。
于是事情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在搞政治运动了，而演变成了损害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于是，在他浑然不知，还认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务，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的那一天夜晚，别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不该定他为“右派分子”。
发言（7）
有人替他辩解了几句。说后果尽管很严重，政治影响尽管很恶劣，但显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反动而导致的。他是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外政治干部。良马宝驹也有偶尔失蹄之时，对他应予原谅。替他辩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赏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对那些人。更多的后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