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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上的舞者-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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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们落井下石,火上浇油,欲将他置于绝境而后快。他们或是因与他素有积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宠,或是觊觎他的职位急于取而代之。替他辩解的人们,惟恐自己也受牵连,岂敢声明他所以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其实是领会了他们的旨意?他们既不敢承担一点点责任,在打算彻底毁了他的人们的凌厉声讨中,替他所进行的辩解就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而显得顾虑重重,含糊其辞欲言又止。
  正讨论着,上边来了电话,大意是——像柳某某这样一个人,受党器重,受党栽培,受党信任,并不论资格委以重任,却公开跳将出来反苏反党,具有很深刻的反面教科书反面教员的现实意义。反苏即反共,这是一个鲜明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柳某某够得上是一个典型了……
  于是讨论没必要再进行下去。
  可想而知,当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时,他是多么震惊多么不解多么委屈多么心不能服。然而无论他怎样,都已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因为他又是一个典型了。
  像当年他由一次发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个典型一样。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以为他的下场一定会引起广泛同情,却不料顿时陷入了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没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极点。
  正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他斯时才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原来不少人都盼着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义灭亲”、“深层揭批”,使他的命运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他虔诚地配合形势“引蛇出洞”之目的确乎达到了——另有十余名学生与他同时划为“右派”——那些不但贴大字报支持他的发言,且对苏联专家无礼冒犯的学生。
  “反右”之战果由而扩大了。
  不久他被发配到农场去接受改造。与他同时划为“右派”的十余名学生们,并不因而与他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不,他们非但不那样,还恨他。因为在他们想来,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学生,谁也不弱智。后来他们相互一沟通一启发,全明白了。于是对他的恨膨胀了十分。有天晚上他们将他骗到野地里,狠揍了他一顿。连几名女学生也对他动了拳脚。他们解恨散去以后,他在野地里大哭。那时西北风呼呼地刮,像牛吼。几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脸上冻成满脸冰斑。斯时状况,可用四句诗来形容——“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以后几年内,那些学生们陆续“摘帽”,陆续分配工作,陆续离开劳改地。当最后一名学生离开时,他对人家竟那么依依不舍。因为有他们在,虽然都是“右派”,虽然在他这方面姿态卑下,时时处处多赔小心,惟恐惹他们烦而遭呵斥,但——毕竟他是在一个小群体里。他不知只剩他一个人了,孤独又漫长无期的岁月该怎样打发,以及命运还会怎样地惩罚他。
  他的依依不舍感动了人家。
  人家分手时说:“老师,您珍重啊。我也没什么送您留作纪念的,就送您一句话吧!”
  那句话是——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冯梦龙小说中的一句话。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听来,却似乎包含着显明的讽刺意味——因为他的口几乎仅是饮食之“门”了,因为他的舌几乎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则劳改条例严厉限制着“右派”的言论自由;二则既已为“右派”,心里谨慎,自己束缚着自己说话的欲念。他已差不多变成一个准哑人了。
  其实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只要他虔诚地表示认罪。那十几名学生,便是因为认罪态度好,而被陆续“宽大处理”的。偏他几年内没悟明白过来。不断地这里那里写信申述自己的无辜。等那劳改地就剩他一个“右派”了,等他终于悟明白过来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运动不是白搞了吗?他是“右派”典型,既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远起典型的作用,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当“右派”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集中的群体,而是单独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命运大抵有两种——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监督的眼渐渐疲惫了,最终接受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忽略了他是“另类”;或者因为在某环境中的独一无二,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戏剧上演,便成为“反角明星”,以衬托别人的正面形象。前一种命运的幸运往往体现在民间,如具体的一个偏远的乡村,一个小镇的社区,或一个人数不多,以女性为主体的手工业半手工业小厂。政治的风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里,然而一般不会成为民间的主要生活情节。又由于民间对于有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视要小些,受到的伤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种命运的不幸,往往体现在大农场、大企业,以男性为主体的大群体。由于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风刮到那里时仍正强劲,而它们的领导的级别也高。他们对政治之风的迎送方式,每习惯于搞轰轰烈烈。而且由于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识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干部或技术干部。知识分子对以自己的同类为靶子来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尤其没有什么不安。
发言(8)
  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转移,由较小的地方押遣到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里的政治空气被认为浓度不够,他便被押遣到哪里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里,哪里的政治空气就活跃了。好比养鱼的人,见哪一塘鱼欠生动,放一尾狗鱼进去,别的鱼们就游得欢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续的价值。
  二十二年中,据柳自己说,他至少被批斗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几乎天天被批被斗。倘几名中专毕业的青年技工午休时间闲得慌,胡乱批斗他一通则就解了闷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单位是禁止午休时下棋打扑克的。于是批斗他等于下一盘棋,或打几轮扑克。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很是有一些人,因批判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连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批判者也能与他这名“右派分子”联系起来,认为他当年在不足论道的鸡零狗碎的小事上伪装“反苏”,其目的无非想麻痹人们,使人们对苏联的认识由而不能着眼于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小骂大帮忙”的伎俩……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于是和他自己当年一样,引起关注,被赏识,继而由工人而班组长,而入党,而车间主任什么的。也有人被抽调到写作班子里去,成了政治宣传员,继而成了脱产的政治宣传小干部……
  他的话给我这么一种印象,当年的他仿佛是一块靶子,许多人可以通过射击他而训练成射击能手。又仿佛一具活尸,许多人可以通过解剖他转行当政治“外科医生”……
  据柳自己讲,一九七九年他获平反,调回原大学的途中,受到了某县一位副县长的数日款待。原来对方也曾是“射击”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运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对方还因为经常写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而竟成了该县书法家协会的会长。并且,果然写得一手好书法。起码在他看来是那样。他临行之际,人家赠他条幅,上书八字乃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话。
  在文言,“中”通“冲”。“不如守中”,意谓不如默默保持虚静,压制冲动。
  二十二年如梦魇,柳悄无声息地回到他曾任过宣传部长的那所大学。有一位“平反办公室”的女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志四十余岁,对他的接待态度客气而又周到。请他不必着急“平反”以后的具体事项,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时间为好,若有什么要求来日方长。那些日子,相比于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无比。终日无所事事,睡到十点钟才起也没人干涉,仿佛神仙过的日子。其寂然回归,直可用“神出鬼没”四字形容,很有那么点儿重新“潜伏”下来的意味儿。最初的日子,吃饱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间,他的身体感到严重亏损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脑不失时机地,强烈反射着一种急需补足的本能。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在校园里各处转转,走走。一切都还是从前的样子。只不过树老了,楼旧了,路多了几条,看见的都是生面孔了。别人不知他是谁,他也认不得别人。即使从前的同事或上下级擦肩而过,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
  终于他被那位女同志通知去开会了。一次,两次,数次,都是关于肃清“文革”流毒,促进思想解放的讨论。他早早地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中牢记着当年他那名学生送给他的话,以及那位副县长赠他的条幅,自封其口,自缄其舌。
  有次参加会议的多是年轻人,有学生代表,也有三四十岁的教师,一名学生发言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社会主义之中国,好比一口大锅,一幢大厦,锅已裂纹道道,厦已东倒西歪。莫如趁着思想解放的热情高涨,一举砸碎之,推倒之,从头再来一遍!好比用橡皮将纸上杂乱的铅痕擦尽,使之重是一张白纸,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是“拨乱反正”年代,青年人口无遮掩,一旦亢奋,过激言论时有发生。主持会议的人即使不以为然,一般却也不太会当成件严重的事。
  但那一次会情况有所不同。各方各面为上级收集政治思想动向的人士隐坐四角。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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