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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会当成件严重的事。
但那一次会情况有所不同。各方各面为上级收集政治思想动向的人士隐坐四角。主持会议的人是预知这一点的。脸色一时就特别的难看。想予以批驳，一时组织不成一番有力的话语；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几乎等于怂恿……
这当儿就见有人站起来说：“我也要发言。”
站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柳。
主持会议的人不认识他，惟恐他再说出什么不像话的话，灵机一动，宣布休息几分钟。
不料他坚持道：“我请求此刻发言，过会儿我也许不愿开口了！”
他脸发红，唇发抖，特别激动的样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会议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会议的人只得同意他发言。
他大声道：“同志们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现在终于又和你们一样有公开发言的权利了，又有称大家同志的资格了！我想说，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那就是无怨无悔地爱国的胸怀啊！刚才那位同学不是说，社会主义这口大锅已经裂纹道道了吗？那我们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样，仔仔细细地把它锔好啊！社会主义这幢大厦即使真的已东倒西歪，那我们就要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一样，用我们的脊背将它抵正抵稳啊！倘需要，那我们就要心甘情愿地化作石柱，永永远远地支撑在那里啊！这就是我，一名被改造了二十二年的典型右派分子，对我们的祖国母亲的自白！……”
发言（9）
之后，他抑扬顿挫、情感充沛地朗诵了几句诗：
无论这样，
还是那样，
我的国啊，
我爱你！
无论贫穷，
还是富裕，
我的国啊，
我爱你！
……
他的发言具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如泉喷涌般的感染效果。一个命运浮沉与发言这种“中国特色”之事结下难解之缘的人，在你方言罢我开口的热烈的发言气氛中，那是很难做到坚决地不发言的。其发言的冲动不被激活反而显得太不正常了。
他还没来得及坐下，主持会议的人也已站了起来。
主持会议的人向他伸出一只手说：“老同志，受了委屈的老同志，让我握住您的手……”
他有点儿懵懂地向对方伸出了一只手。
他的手立即被对方的两只手紧紧握住。
对方噙泪说：“老同志啊，现在，‘我代表党’这句话，已经不是哪个级别的党的领导者都可以随便说的了。但我还是想说这句话。我是新任的党委书记。老同志啊，我代表党感谢您的一番发言，感谢您的一片忠诚！”
他的泪水也顿时夺眶而出。
校党委书记对他的感激是真诚的。因为他的发言及时拨正了讨论的思想方向，使自己由两难之境得以摆脱。
一片肃静。
无数双眼呆呆地望着他们。
一名女学生代表情不自禁地小声说：“哎呀，哎呀……”
在多数情况下，不知说什么好的人都会这样。
她已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而紧接着一阵掌声淹没了她的“哎呀”……
晚上，负责接待他的女同志到招待所看望他，极欣慰地告诉他，他那番发言在校园里反响十分强烈。仿佛，也是她的一份荣耀。并且，陪他吃了晚饭。饭桌上试探地问他对安排工作有什么想法？
他说，无条件地服从。
柳曾对我说，他当时那番发言，百分之百地真诚。他头脑里就是那么想的。终于被平反了，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梦幻般的、急于表达喜悦的激情。而那一种激情渴望进行一次正当的喷发。
我，则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真诚。
在他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他那次发言，被打印在各种汇报材料里和“内参”里、文件里。他的名字又一次成了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
不久，他官复原职。
又不久，他和那位女同志结婚。她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她是化学系“文革”前的讲师，临时抽调到“平反办公室”的。但是她却坚持认为他们的缘分是物理性质的，是“完全非弹性碰撞”的结果。而物体相碰后不再分离，并以同一速度运动，是以最大的运动能损失为前提的。他明白她指的是她将为婚姻损失事业上的追求——都四十多岁了，才是讲师。十余年没评教授了。不发愤图强，纵然又开始评了，岂能轮到她的份儿？而发愤图强吧，她又不忍使这个五十来岁才结婚的男人，仿佛只有一位象征性的妻子……
他终于又可以昂着头出现在校园的任何地方了。他的经历开始在校园里传播。以前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人，开始将他的名字和校级领导们的名字排在一起记住。二十二年前对他落井下石的人，远远望见他绕路而行了。他们中有的“文革”十年也在劫难逃地成了挨整的对象，而有的成了“三种人”。
他又必得在大会小会上发言了。他牢记二十二年前的教训，一句自认为不合时宜的话也不说，仅仅宣讲他的忠诚，和无怨无悔。这两点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几乎永远都是求大于供的。因而几乎永远都是紧俏的。相对于政治，好比是敬灶的麦芽糖。所以，他又成了一位被到处邀请的明星。然而毕竟的，中国的一只脚已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在感动于忠诚之后，还急需听到反思。
他不是完全没有反思。
不，他是有的。
却发誓除了对他的妻子，再也不对任何人说了，更不在任何会上公开说了。
他死了以后，由于我对他的丧事尽了点儿不足论道的操办之力，他老伴出于报答，将他的一本日记当作纪念物送给了我。
他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二十二年的改造，使我对于中国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的认识，有着比别人较深刻的体会。但是我已决定将我的体会带到火葬场去。连对她，也是大可不必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面对眼前的生活实惠，我须变得聪明。我的人生已再经不起一次惩罚了……”
我想，他日记中那个“她”，显然是指他的妻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显然指二十二年前他曾被就要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那一件事。那一件事竟成他刻骨铭心的教训耿耿于怀，是我怎么也不曾料到的。
我曾在电话里问他的老伴，从头到尾看过他的日记没有？
她说连翻也没翻一下，不愿翻。
我的心情这才替他觉得稍安。否则，我认为那段话对她太欠公平了。
我甚至认为，官复原职之后的他，其发言、其报告，忠诚的成分是大打折扣的。那只不过是一次次重复性质的表态罢了。他所以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一厢情愿地那样，显然是心有余悸的结果。
发言（10）
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有余悸。怀着大的悲悯来理解。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希望一切人都理解自己，是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的。
他当年却还不能认识这一寻常的连摆摊卖菜的农妇都明白的普遍规律。在他想来，自己被改造了二十二年，仅凭这一点，仅仅出于同情，听他发言，听他作报告的人们，也是应该给他以掌声的啊。
然而后来，他的发言，他的报告，实际上多次遭到了嘘声。
人们希望听到的，他只字不说；人们听腻歪了的，他一次次尽说尽说。真诚既已大打折扣，那就不能怪别人们听出来了。总不该要求别人们降低智商而欢迎他迎合他啊。
于是他渐渐地由明星变成了一个令别人反感的人。
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企图打消别人对他的反感。
在发言中和报告中，他开始不失时机地替自己进行含蓄的或迫切的解释、辩白。
于是在别人们看来，他越发地善于表演了。于是在别人们听来，他的发言有了自我粉饰的色彩。许许多多的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开始大撇其嘴了。他们不但开始认为他虚伪，而且开始认为他骨子里其实真是很左的了。这既是一个事实，也很难怪他。毕竟，他与没有过他那种可悲经历的人之间，有着二十二年的隔膜。二十二年后他的思维方式几乎仍停留在当年，而普遍的中国人们，尤其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思维方式已经进行过多次重大的调整了。
他因而苦闷异常。
他的苦闷像霉斑，一处处发生在他那一时期的日记里。
然而又一次被角色化了的他，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有暗暗地苦闷而已。
他的工作状态，由最初时期的意气风发感觉良好，而每况愈下渐渐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后来则有那么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一次换届中，他的职务由正而副被人取代。仍为他安排副职，乃体现着校方对他的厚爱。
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整天地有些无精打采起来。被“改造”时，他的梦想仅仅是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刚刚平反时，他的梦想仅仅是人们尽快忘记他曾是“右派”那档子事。他原以为自己对人生的要求已降低到了最低点，却不料人的愿望是习惯于从最低点向上逐渐攀升的。他既是人，遂发现自己也不例外。在校总机机房里，部长的姓名是列在校领导一栏的，而副部长则不，并且没有单独的一间办公室专用的一台电话了。他原以为自己其实是根本不在乎的。一旦拥有过了再失去，他却明白自己其实是挺在乎的。他因而沮丧，既沮丧于由正而副，也沮丧于连自己对自己都感到不解的那份在乎……
一年后，久已失去了联系的当年的老校长，不知从谁那里获知了他的下落，从北京给他写来了一封信，问他愿否到北京的某重点大学，也就是对方任校长的一所大学去谋人生的发展？正是国家高等教育开始大发展的年代，北京方面出台了吸纳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转忧为喜，喜不自胜。赶紧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