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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一块钱一摇
山里人以前做生意少，就算交易也不像是交易。比如卖瓜论个，不管大小是一个价；卖羊论只，大一点小一点不生计较。卖柴则论步：把柴禾码成大体上四四方方的垛子，然后以脚步丈量出一二三。至于脚步的长或短，柴垛的高或低，都是马马虎虎的。
牛马是比较昂贵的财产，计量不能太随意，因此买卖时需“拳牛比马”，以拳头或指头比量牛马的大小。但这是专业贩子的工夫，非一般人能胜任。
现在商品交换增多，山里人也大多会精打细算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个板粟园，问管园子的老人如何卖。老人想了想说：“十块一斤。”我吓了一跳：“你是卖金元宝呵？不就是板粟吗？”对方警惕地看着我，大概最怕城里人巧舌如簧，决不让我有任何可乘之机，坚决一口清。铁定十块，一分不能少。
生意做不成。我走到另一处板粟园。那里也有一个看园子的老头。听说我要买板粟，他想了想说：“块钱一摇。”
我不知道对方的意思，后来才问明白：他没有秤，也没有升，要我自己到园子里摇一摇树杆了事。交一元钱，摇一下，摇落的板粟都归我。
“摇”就是这样的量词。
我当然拿出吃奶的力气来摇，专挑果实挂得多而且熟得透的树来摇，哗啦啦片刻之间板粟满地，足足装满了一提袋，算是心狠手辣。但主人没有挑剔我的动作，数着几张钞票，倒也很乐意。
我相信，要是我同他说热闹了，说出点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常来了，说出点明朝清朝的老皇历来了，他很可能还要留下我吃饭，喝谷酒。五摇板粟白白地送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58 月下狂欢
卓别林的电影里有人的机器化。其实，不光是蓝领可能机器化，当下很多白领也面临厄运。一般标准下的白领，通常是在电子眼的监控之下，在大车间似的办公区里，就位于矮隔板的格子岗位，像装配板上的一个个固定插件，一插上去就紧急启动，为公司的利润奔腾不息。眼睛，颈椎，腰椎，心脏，植物神经等等，是他们最容易磨损的器官。我的一个外甥女就是这样的白领。她一进公司还被告知：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打开，随时听候老板的调遣。
乡下农民倒多了一些自由，劳动方式的单调和呆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以避免。乡间空气新鲜自不待言，环境优美也自不待言。劳动的对象和内容还往往多变，今天种地，明天打鱼，后天赶马或者采茶，决不会限于单一的工序。即使是种地，播种，锄草，杀虫，打枝，授粉，灌溉，收割等等，干起来决不拘于一种姿势，一种动作，一个关注点。从生理保健学来看，这当然有利于四肢五官的协调运动和综合锻炼。我当知青的时候还参加过抗旱车水。当时的手摇水车类似于拉力器，脚踏水车类似于跑步器，现代的健身房就盖在田头。一旦人们在水车上踏得兴起，转踏为跑，转跑为飞，便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踏锤飞旋和水花高溅。一声撒野的呼啸抛出去，远处可能就有车水人的呼啸甩回来。一曲挑逗的山歌抛出去，远处可能也有车水人的山歌砸回来——劳动与娱乐在这里混为一团，不但使田头变成了健身房，还变成了夜总会。
哗哗槽片抽浅了泥坑里的水，大鱼小鳖就可能露出头来。我们在田头找点柴，烧把火，偷几棵葱，挖两块姜，找来油与盐，现场煮食的乐趣和美味断不会少。要是在夜晚，朦胧月色下，后生们把衣服脱个精光，一丝不挂地纳凉，其胯下奇异无比的舒畅和开敞，还有几块白肉若隐若现，使不乐的人也乐，不浪的人也浪，天体艺术令人陶醉。
女人们一听到这种笑声就会躲躲得远远的，有时把送来的饭菜放在路口，喊一声，咒两句，要你们自己去取。
我对乡下的过度贫困心有余悸，但对那里的劳动方式念兹在兹。我还相信那种劳动的欢乐，完全可以从贫苦中剥离出来——在将来的某一天，在人们觉得出力流汗是幸福和体面的某个时候。 我重新来到乡村以后，看见柴油机抽水，电动机抽水，倒是龙骨水车不大见了。这有什么不好吗？也许很好。我得庆幸农民多了一份轻松，多了一份效率。我甚至得祝贺一种残酷的古典美终于消失。
但我还是没法不留下一丝遗憾：哪一天农业也变成了工业，哪一天农民也都西装革履地进了沉闷写字楼，我还能去哪里听到呼啸和山歌，还有月色里的撒野狂欢？
59 农痴
去学校公厕挑粪的时候，时常会与一个人不约而同地会师在粪坑前。他黑长脸，破草帽，裤脚上一定沾泥带土。一双黄胶鞋前面破了洞，鞋后跟挂着几条散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荒货。
看他两个特大型号的粪桶，谁都不可能知道他是个城里人。他姓余，人称“余老板”，因为多年前来此办鱼场，雇了一些帮工，就有了老板的身份。但他养鱼颇为不顺，不是碰上鱼瘟，就是碰上山洪，几年下来把几十万投资都赔光了。但他决不撤兵，依然在这里喂猪，打米，种田，育瓜菜，把鱼塘之外的经营范围越做越大，光是猪就呼噜呼噜喂了二十多头，简直是个劳动疯子。他没再雇工了，亲自来学校担粪，而且恨不得一肩挑上三担，选择的粪桶大得像粪缸。
他看上去也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还想当个农业李嘉诚？还想拿个农业奥林匹克奖？
我遇到他，免不了要向他讨教很多农事，关于母鸡不下蛋时该怎么办，关于西红柿枯叶是怎么回事。我在《齐民要术》一类农书里没法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这时候，他一五一十指教得非常详细，有时还叮嘱一句：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一点好秧子。
他也确实让人捎来过一些好秧子，还有防病治虫的报剪资料什么的。我去过他家。一路走去，发现他担粪的路途很远。他既然喂了那么多禽畜，家肥应该不成问题的，但还是一次次长途奔袭学校厕所，只差没把免费的大粪当作大锅饭，其种植野心想必无比辽阔。我看到了他满坡的菜，满垅的禾，满栏的猪，果然被他的产业规模所震撼。他的家倒像个叫化子窝，比一般农家还肮乱许多。几间借来的旧瓦房里，大锅里是半锅冷潲，母鸡飞上了灶台，留下鸡屎和草须。卧房里居然没有一两张像样的椅子，倒是有几口土砖可坐。一袋袋谷糠或化肥，堆码在大木柜旁，成了客人必须小心提防的路障。一张显然是借来的破床上，被子也没叠，堆成一团，压住了两本破杂志，不知主妇是没时间打理，还是没心情打理。
我在这里没说上多少话，因为他实在太忙，没功夫陪我多说。刚从地上大汗淋淋地回来，就有农民来求他打米，有农民来买他的鸭蛋。这里还没做完，又来一妇人请他去给鸡诊病，简直一刻也不让他消停。
主妇回来了，忙着切猪菜和熬猪食，也顾不上与我多说。看得出她累得都直不起腰了，一络汗津津的头发搭拉在前额。
“你们太能干了，承包了这么多地。”
她冷笑一声：“这不是发疯么？我一直没搞明白，这里是有一团金子呢，还是有一团银子呢？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到这里来打鬼。”
“倒也是，不年青了，心不能太大，能做多少算多少，悠着点。”
“他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个钟头，恨不得我一个人长出八只手！”
我看见她坐的一张椅子偏偏欲倒，“你们至少应该打几件家具，再把房子修整一下。安居乐业么，先安居，后乐业。”
“谁说不是呢？说是今年冬天要搞一下的吧？不过，搞不搞，怎么搞，我都随他。”她懒得往下说，看着门外的斜阳，一脸嫁狗随狗的愁怨。
后来我知道，余老板与我还是中学同学，只是不同年级。当年他是“井冈山”的，我是“红造会”的，两派操着五四手枪、手榴弹以及砖块铁棍互相恶斗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交过手，只是没有互相记住面容。后来大家统统滚下农村，他去了另一公社，与我所在公社不算太远。我们说不定在长途汽车上或集镇上也见过面，只是没有特别的交道。不久前，几位老校友来乡下看我，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他闻讯后立即提一条大鱼来款待客人，但自己决不留下来吃——其实是忙得没功夫入席。
看着他叭嗒叭嗒远去的两只泥脚，我的客人都好奇他的忙碌。照理说，他在城里有房子，有退休金，自己做生意还赚过两笔，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来此搞得一身泥脏水臭？搞得老婆满腔怨气以至每次见客都要开一场控诉会？他是想发财吗？好像不是。凭他一位叔叔的局长身份，他在城里随便开个什么店，帮个什么工，也少不了这一份收入。相反，他在这里给东家诊鸡病，给西家送菜秧，到处指导杀虫和果树接枝，完全是个义务的农技推广机构——能发出个什么财？他还养了条大洋狗。那畜牲大如一头小牛，立起来有人高，一天要吃一两付猪肺，害得他老婆三天两头就去集镇找猪肺，光是车票钱和猪肺钱都不知赔了多少——有这样发财的么？
连农民也觉得他不可思议。
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理解财迷、酒迷、舞迷、棋迷、钓迷、牌迷乃至白粉迷，就是很难理解一个农迷。人们看见健身的大汗淋淋，会说那是酷；看见探险的九死一生，会说那是爽；但看见一个人高高兴兴地务农，肯定一口咬定那是蠢。同样，人们看见粉丝们为台上偶象一掷千金，看见股民们在交易所血本无归，都会觉得正常。看见余老板玩农活哪怕小赚不赔，也会觉得疯人院没上门锁。
余老板忙得连电视都不看，从不知道哪个明星怀孕了，哪个明星离婚了，哪个明星打官司了，哪个明星的性取向有变……这在很多人看来，当然是问题更为严重。他简直是信息时代的白痴一个。他敢不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