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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信息时代的白痴一个。他敢不承认？
这个时代的好些道理，没法与余老板说。
60 一师教
茶盘砚有个雪娥嫂，信基督教。她残了一只眼睛，但犁田打禾什么都做得，历年来交税费最全，完成摊派工最早，还收养了一残疾少年，比男人还勤劳，比干部还义道。
她第一次见到我，就愤愤批判唯利是图。她说村里有一富户，做什么都斤斤计较，让出几分山给村里修路，算起钱来也心狠手辣。他就不想想他一窝六七个娃崽是怎么长大的？——雪娥嫂是指当年大集体的时候。不是靠那时候的大集体，不是靠那时候见人有一口饭，他一大窝娃崽还带得大？现在倒好，他娃崽大了，也揣着大票子了，就事事要个等价交换，就朝集体的碗里吐唾沫了！
雪娥嫂对大集体的辩护，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北欧之旅。当时一路看过去，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等国家的国旗都是十字旗，可见基督教为它们立国之本。恰恰是在那一片教堂林立的氛围里，国家奉行社会高福利政策，把所有国民从摇篮管到坟墓，颇有教门之内的平等之风。我一直暗暗猜测，那里的国策其实是宗教的延伸和放大。
不说北欧，还是回头来说雪娥吧。我最初以为她是个什么干部，其实她连组长也没当过，只是有话就要说，是个嘴巴直通屁眼的直肠子（雪娥语）。她的最高荣誉是当过一回劳模，但她一听说要去市里开会，就吓得在柴山里躲了两天，让干部们找不着。后来不得已去了，但经常紧张得出汗，横着一只独眼，噘着一张嘴，很不快活的样子。
她回来后悄悄告诉我，她进城上台讲话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好，只能背诵干部写好的稿子，但说的与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她一边说着全靠各级政府的关怀，一边想着全靠仁慈我主的关怀；一边说着今后要好好学习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心里说的是今后要好好学习《圣经》……“我心里要说的话，主是听得到的。是不是？主是不会怪我乱说的。是不是？”她这样说。
我这才知道她是基督徒。
“你读过《圣经》吗？”
“只听过一点点。”
“你会唱赞美诗吗？”
她捂着嘴笑，“直喉笼唱不转，唱得像鸭叫！”
“你怎么想到要入教呢？”
“基督教好呵。基督就是一杆公平秤，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道理有十分，你就不能只讲九分半。”
这个解释倒也简单，而且还经典。
“跟你说，我八年来没有吃过一粒丸子，我老公八年来也没有吃过一粒丸子。”她是指家人健康不用吃药，如此“奇迹”的“见证”，实在值得她自鸣得意。
我这才知道，洋教传到这里来以后，已经有些变性，洋中带土，似旧实新。改良教规之一，是信教者不求医。这倒是很对山里人的胃口——他们本就对医药费的高涨深深发愁。改良教规之二，是信教者不吃别人家的饭。这也很对山里人的胃口——他们对日益繁重的人情礼节早已不堪重负，一接到请柬，就如接到罚单，满脸客气之下是满心焦急。基督教的传播，大概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托了这一类助人省钱的招。
基督教在这里也叫“耶稣教”，因读音之误，还有“耶师教”或者“一师教”一类异名。信教者也有“基督和尚/尼姑”或者“耶师和尚/尼姑”乃至“一师和尚/尼姑”一类俗称。人们对洋教的出现说不上有多大的反应。看见教徒们偷偷地串门聚会，大家觉得那就像党团员政治学习，过组织生活，无非也是劝人向善，倒也不坏。有些人入教以后心静了一些，少了些伤肝炸肺的焦躁，身体颇得补益，也不是没有可能。
教徒们只是在某些细节上引来非议。比如说，当基督和尚可以吃肉，只是不可以吃血。这是不是专拣好的吃？不戒荤腥也能当和尚，也太舒服、太便宜了吧？又比如说，有个教徒抬猪时断了草绳，不去另外找草绳，反而跪到路边祷告上帝。另一个教徒没法把手扶拖拉机发动起来，不去检查油路和气门，反而跪到路边祷告上帝。大家都觉得可笑：基督菩萨未必那么神通广大，还能把断草绳接起来或者把死机器发动起来？
贤爹最反感的，是耶师教居然宣扬“普天众生皆兄弟姐妹”：“呸，爷就是爷，崽就是崽！一千年也莫想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怎么成了兄弟呢？宝伢子胆敢没上没下，老子一巴掌把他刷到墙上去！”
宝伢子是他儿子，不久前信上了耶师或一师。听老子这一骂，他吓得在外躲了两天不敢回家。
有一天，宝伢子带着三个陌生的后生，一律西服革履，骑着摩托一溜烟来到我家。陌生人自称是邻县的中学教师，专程前来拜访我。他们在阶前坐下，翘起二郎腿，接过茶，接过扇，对端茶的主妇看都不看，更顾不上说一个谢字，开口就大谈这个世界有三重天和九重地；谈地球大一点不行小一点也不行，只能这么大；谈光速慢一点不行快一点也不行，只能这么快……把我说得云里雾里。
其实，他们不是科学院院士，不过是基督徒，刚才的开场白不过是赞美上帝创世的奇妙，目的是劝我入教。他们接下来历数入教的好处，包括癌症病人不治而愈，哑巴可以说话，瘸子可以跑步，连做生意都财源滚滚，总之有百利而无一弊。这在我听来，有一点推销减肥茶和壮阳药的味道，有一点非法集资的味道。
我说宗教确有静心养身之效，比如中国佛教与道教……没料到我一提佛教就惹恼了来客。个子最高的一个冷笑着打断我：“你这还是马克思主义，太过时了！太可笑了！我问你，一个人有几个父亲？难道一个人可以两个父亲？三个父亲？四个父亲？……你也不想想，你是好几个父亲生下来的种么？”
这是个很雄辩的比喻，把其它假父亲统统给灭了，独尊基督的意思很明白。
“保罗前不久也说过，要尊重伊斯兰教，尊重印度教……”
对方显然不知道保罗二世是谁（当然更不会知道路德、加尔文、J·拉辛格等等）：“那些狗屁话你也信？他们长期吃官家饭，中极左思潮的毒太深了，只会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什么事也不会干，将来只能统统下地狱！”
“那你总知道布什吧？布什总统也去清真寺……”
“那是外交策略呵，你懂不懂？就像在战场上打仗，有时候需要冲锋，有时候也需要伪装，需要埋伏。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同他们谈不清，甚至没法往下谈。每次刚说出一句，就被他们打断，被他们七嘴八舌地堵回来。在这几个毛头小子面前，我只能洗耳恭听，只有接受大批判的份——幸好他们还无权动武，否则肯定把我当“圣战”对象，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傻，气不打一处来。
我轰他们走。“出去！去！”妻子不知我今天为何这般粗鲁，端着一盆刚炒好的板粟，看看我，又看看他们。那几个人都脸上挂不住，神情立刻软下来：“韩先生，我们再交流交流吧？”“你并不了解我们，再听我们解释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交个朋友。我们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
我还是拂袖而去。
我后来看到，他们出了院门以后还不走，在门口交头接耳一番。其中一个在墙根撒了泡尿，另一个打了一阵子手机。大概终于商定了新目标，他们这才骑上摩托，一溜烟朝公路方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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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韦伯曾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并有西欧现代史为证。但北欧恰好也构成了一个反证：新教伦理也能孵化出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
61 非典时期
2003年春夏之际的非典时期，我是在乡下度过的。从电视里看，全国似乎进入了战争状态，只差没全天滚动式地播送国歌和战争动员令了。但乡下人对这种紧张不以为然。“什么非典呢？不就是人瘟么？”照他们的理解，鸡有鸡瘟，猪有猪瘟，人当然也难免人瘟，这事古已有之，没什么奇怪，哪用得着兴师动众？
贤爹还另有解释，说真命天子上台时都有一难，今年总书记刚上台，有非典这就对了，就证明真命天子不假了——依照他天人感应之说，似乎人们还得敲锣打鼓庆祝一番才对。
干部们去山口设卡，去集市收缴野生动物，还上门上户检查打工返乡者的体温……他们忙着忙着，总算把气氛搅得有些紧张。一天夜里，四面八方陆续响起了鞭炮。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一打听，才知道是山那边有一个哑婆子突然开口说话，称这次人瘟发作，阎王爷要收走三万性命，因此各家都得烧香三炷，燃炮三通，否则人畜平安不保。这个哑婆子差不多是第二政府，甚至是超级政府，其天宪一旦下达，就被人们口耳相传。
村里几个党员找到村长，说赶快打开广播吧，要大家快去买鞭炮。
村长有点犹豫：这是不是搞封建迷信？
党员们急了，说你前不久带着我们学“三个代表”和六个“文明”（他们没记清到底是几个），学得我们的脚都肿了。学了这么多，总得要点实际行动吧？总得为大家做点实事吧？驱瘟送鬼，保境安民，党支部还不冲在最前面像话吗？……
这一说，村长才下了决心。
我后来听到的各种鞭炮声，就是村长广播动员群众的结果。
这事搞得乡政府不大体面。乡干部大多是大学生和中专生，承担着普及科学和破除迷信的职责。贺乡长立刻气冲冲地找到村长：“政府讲了这么多你们不听，一个哑巴婆子放个屁，你们就当圣旨。不是搞迷信活动吗？”
“礼多人不怪。放点鞭炮……不碍事吧？”村长觉得事情并不严重。
乡长更气了：“放鞭炮有卵用！你要是命里有，不放鞭炮也不会死。你要是命里没有，放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