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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学家Karl Loewenstein在1957年的一本著作里对三种宪法做出区分：就是名义上的宪法，文字上的宪法和规范性的宪法。规范性的宪法的特点，是由宪法控制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不是反过来由政治权力的行使来控制宪法。当代西方宪法学家Vicki Jackson和Mark Tushnet在2006年出版《比较宪法学》一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就是说，在一些国家，宪法的制定虽然受到重视，但它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理想的表述、一份政治宣言，而不实际发挥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运作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宪政所要求的宪法，就是Loewenstein所说的规范性的宪法，也就是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宪法。
为什么需要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行使？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史所提供的答案是，政治权力是可能被滥用的，绝对的权力可能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需要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的行使，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以保障人权不受侵犯，以保证政府向人民负责。关于如何通过各种制度性和技术性的设计，去达到这个目标，西方近代宪政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当代中国，法治和宪政的水平相对于西方仍然比较落后，所以学习和借鉴西方在这方面的经验，将仍是国人在可见的将来的重要工作。
我近年来在学习20世纪新儒家思想家的学说，我越来越觉得，在法治和宪政方面学习西方的经验、制度和技术，实现宪政，不但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我们的民族自尊完全没有矛盾，而且更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伟大事业的要求。在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四位儒学大师发表一份《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宣言中他们一方面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同时主张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和宪政思想，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人之人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发展”。他们甚至说，在中国发展民主、建立宪政，是中华文化传统的内在要求。牟宗三先生说，法治、宪政、人权和民主虽然“先发自于西方，但是只要它一旦出现，它就没有地方性，只要它是个真理，它就有普遍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都该承认它。”徐复观先生说：凡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明白在今天为宪政、为民主而努力，是中国文化自身所必须的发展。在一篇题为《为生民立命》的文章里，徐复观先生对宋代儒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做的现代诠释是，在当代为生民立命，不单包括促进他们的道德人格的修养和成长，也应包括促进他们的人权、自由与平等。他说，“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他又说，“假使孔孟复生于今日，亦必奔走呼号，以求能先从政治上为生民立命。……论中国文化而接不上这一关，便不算了解中国文化自身的甘苦。欲融通中西文化，首先必须从中国文化已经内蕴而未能发出的处所将其迎接出来，以与西方文化相融通。”我谨以徐复观先生以上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作者简介：陈弘毅，1957年生于香港，1980年获香港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2年获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4年取得香港律师资格，随即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律系至今。1997年获任命为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至今。
（责任编辑 吴 思）
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杜 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却仍然坚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严重地阻碍了改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发展。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对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没有找准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
（一）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
我在近几年来有一个看法：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百多年前由洋务运动肇始的民主革命的继续。民主革命就它的民主主义性质来说，它的任务就是彻底推翻专制制度，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在专制制度没有彻底推翻、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全面建立以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只能是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回顾一百多年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由于存在着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的深厚传统，我国民主革命的进展显得十分曲折、十分艰难。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三次以暴力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都出现了专制势力的复辟。这里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崇高的理念和壮丽的前景，吸引了无数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构成里，非共产党员的民主人士占了将近一半的位置。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主主义发展前景的。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主义，就有可能彻底消除专制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但是，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打断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在经济上，通过“三大改造”，剥夺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起全面垄断的经济体制；政治上把大批非共产党员排挤出政府权力机关；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胡适、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树立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于是，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中国人民刚取得民主主义的胜利，就又一次地被推回专制主义的泥坑。
改革开放就是要摆脱专制主义的羁绊，回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袁伟时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二）普世价值的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
我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
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否定人性，大批人性论。抹杀人性的结果，是兽性大发扬。马克思曾经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挖空心思地罗织罪状、陷入于罪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时群殴无辜、屠杀生灵的种种罪行，都反映了专制制度的发扬兽性的本质。
为什么人性和兽性会共存于同一个主体之中呢？斯宾诺莎曾指出：“人们都有一种欲望，要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论理学》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24页）马克思也认为：“致富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页）斯宾诺莎说的“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马克思说的“致富的欲望”，都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但是这种本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向：一种趋向是，人们在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不顾社会或他人的利益，甚至采取有害于社会或他人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